万古江河，昼夜不止。 当日月星辰的倒影从河面数次划过，当远古文明的风从四面八方来回穿梭，西辽河静静地流淌着，见证着一幕幕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

　　回望千年，西辽河流域焕发的勃勃生机和远古先民的创造力令人惊叹：榫卯结构、骨柄石刃刀、纺轮、双环壕、人形陶罐、丫形陶器、麻点纹、双耳壶、“锔”的技术，还有骨冠这一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唯一被称为“冠”的饰物，更有代表着古人高度审美的“哈民小陶猪”和“南宝力皋吐石熊首”……

　　西辽河流域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各方交流的重要通衢，同时集聚了巨大的文化创造力，塑造出了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不衰不断的悠久文明，彰显中华文明富有活力的一面。

　　革故鼎新  卓然独秀

　　活水自流，吐故纳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是主动式的变革创新。

　　生业方式的改变，是区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史前时期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以原始采集、狩猎、渔捞等为主。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学会了磨制石器、制陶、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自然经济开始向生产经济转变。

　　说起这一“转变”，就要讲一讲哈民聚落的故事。这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聚落，早已沐浴过文明之光，却在一场灾难面前尘封地下，怀抱着太多秘密沉睡千年。

　　哈民聚落，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性聚落，上百座规划整齐的半地穴式茅草房屋掩映在绿野之间。

　　当茅草房上空飘出袅袅炊烟，哈民先民舀来湖水盛入陶罐之中，将种植的谷物和捕到的兽肉放到屋内的土灶上进行烧煮，不久便飘出阵阵香气。

　　饱餐之后，氏族首领开始分工，大家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有的拿起石斧、石耜去耕地；有的在石磨盘上研磨谷物，给黍粟去壳；有的在陶器作坊里制作陶坯，烧制陶罐、陶壶；有的在森林里用石棒、石镞追逐猎物；有的在河中用蚌刀、鱼骨钩捕鱼……一些妇女拿起骨针、骨锥缝制兽皮，用纺轮等工具纺线，制作御寒蔽体的衣服。

　　日暮降临，红霞满天，辛苦了一天的人们聚坐在一起，享受着一天丰厚的收获，篝火上的陶罐咕嘟咕嘟作响，火光映红了族人幸福的脸庞，老人用骨柄石刃刀将食物分成若干份，族人们领取自己的食物，美美地享用起晚餐。

　　夜深了，哈民人睡得如此安稳，一点也不担心野兽的侵扰和陌生人的闯入，因为聚落的周围早已挖好了两道又宽又深的环壕。

　　这一切美好并非无端猜测，故事中提到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些遗存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看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转变带来的技术革新，看到了创新的火花在四处迸发。

　　哈民先民在建筑方面很擅长“规划”，他们将房屋建设得整整齐齐，面朝东南抵御西北的寒风。这样的智慧还体现在房屋结构上，从清理出的房顶梁遗存来看，他们已经使用了榫卯结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吉平认为，哈民遗址内发现的十几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房屋木质构架，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构筑框架情况，这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史前聚落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国祥说：“哈民聚落房屋结构在中国史前文明中独树一帜，从遗产保护角度具有不可替代价值。”

　　最令人称奇的还属聚落周边的双层环壕，哈民遗址服务中心主任董哲说：“双环壕能够起到重要的防御作用，是确认哈民聚落遗址的重要实证。”他表示，一般的聚落只是单层环壕，这样的双层环壕并不多见，哈民先民在安全方面展现出了创造天赋。

　　神秘的哈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丫形陶器，整体呈“丫”形造型，但是用途是什么仍是未解之谜，烧烤支架还是烧火工具？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生产生活的需要，也促使南宝力皋吐先民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运用起骨器和石器游刃有余。这一点，从遗址出土的各式骨柄石刃刀上就能看出来。

　　复合型工具骨柄石刃刀的做法是将大型动物骨骼在一侧或者两侧开槽，将石刃镶嵌在骨槽里，兽骨磨得圆润，坚石磨得锋利，组合起来刚好用来分割食物或兽皮。

　　史前时期生产生活工具的丰富令人惊叹。且不说石器，单是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骨器就有很多，如骨匕、骨锥、骨凿、骨镖等，这些工具见证了当时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经济生活方式的变革总是带有巨大的驱动力，这样的学习和传播过程是主动式的、自然而然的。在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河里，先民们始终保持着主动创新的精神魄力，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辩证取舍  久而无穷

　　恪守正道，万象更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是辩证式的守正创新。

　　西辽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绝佳之地。不同氏族、部落引以为傲的器物都会出现在这里，西辽河先民在比较中辩证取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

　　陶器的诞生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材料特性的伟大创举，从此踏上了人类发明生活器具的创造之路。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陶器多，最常见的陶器组合是筒形罐和壶或叠唇罐，个别组合出现了钵或尊形器，其繁复而写实的附加堆纹以及精致对称的复线几何纹，无不折射出草原地带先民们丰富多样的生活景象和创造力。”吉平说。

　　南宝力皋吐先民的修复技术也很了得，在一些出土的陶盆和陶碗上，能够发现裂痕两侧有一些小孔，有人猜测他们是用类似麻绳一样的东西穿过孔隙，将破裂的器物固定起来使用，类似于“锔”的技术。

　　相比玉器和金器，陶器更新换代更快，打碎了马上就能做出新的，因此款式更加新颖，器型和纹饰的迭代演进更快。这也给西辽河先民提供了巨大的创作发挥空间，他们将自己的喜好绘制在这些器物上，寄托对生活的美好祝福。

　　先民们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纹饰特点，比如哈民先民喜欢在陶器上使用麻点纹。“外表施有麻点纹的各类陶器，是哈民遗址最显著的特征。”刘国祥说。

　　等级的出现，贫富的差距，是文明演进过程的产物。

　　在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了大量代表权威和身份象征的器物，如珍贵的贝壳项饰品、磨制光滑的玉器，还有由狩猎用途逐渐变为权力象征的权杖。

　　骨冠——代表了南宝力皋吐先民独特的审美，这是南宝力皋吐古墓群中的新奇物件。出土时，骨冠紧密地套箍在遗骸的头颅上，帽子的形状十分明显。发现骨冠的墓葬在墓群的中心位置，随葬品也十分丰富。有专家认为，这些骨冠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唯一被称为“冠”的饰物。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逐步掌握了制造皮革和纺织麻、编织等技能，南宝力皋吐先民用锋利的石刀裁割兽皮做成衣服，纺轮、骨锥等工具的大量发现，也让人们推测，南宝力皋吐先民可能已经进入了纺织制衣时代。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南宝力皋吐部落的氏族首领，身穿精美的缝制衣物，头戴配有动物毛皮和坠饰的骨冠，举起手中的权杖，带领族人狩猎征战，是何等威风和气派。

　　说到西辽河先民审美的“巅峰”，就不得不提到两件模仿动物造型的“镇馆之宝”：哈民遗址的小陶猪和南宝力皋吐遗址的石熊首。 

　　小陶猪是哈民遗址目前出土的陶器中唯一一件以动物为主体的文物，双眼皮、獠牙上翘、双耳后背，是一头被驯化前的小野猪形象，肚中可装种子，象征着财富和多子多福，有“中华史前第一美陶猪”的美誉。石熊首则是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的“五宝”之一，圆耳扁嘴、打磨光滑，造型古朴、活灵活现。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大顺先生感叹：“古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学习的媒介少，却凭借记忆力，抓住动物的特征，让器物栩栩如生。”

　　追求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在这条路上，历朝历代生活在西辽河附近的“居民”创造出了很多兼具美感和实用性的器物。比如，为了在马背上使用方便设计成一面扁一面圆的辽代灰陶穿带扁壶、用于军队传递信号使用的元代靴形乐器、作为法器使用的清代海螺刻花号等等。

　　中华民族对于审美的不懈追求体现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每一个节点，中华美学精神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

　　凡益之道  与时偕行

　　博采众长，新益求新。

　　中华文明的创新，是开放式的融合创新。

　　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创新、变通趋时，总能作出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与选择，以创新精神不断进行物质文明创造、精神文明创新和政治文明创建，展示出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西辽河流域在距今8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创造了独特的东山嘴祭坛、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即为“坛庙冢”，还有人们熟知的“玉龙凤”，这6个字所代表的丰富内涵，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的独特象征。

　　而在位于通辽市库伦旗的四家子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祭祀遗址，发掘迹象表明，这是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存，与牛河梁女神庙东坡筒形器群遗存有诸多相似之处，文明的火花也曾在这里被点燃过。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皆未能承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这与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

　　在中华文明构成的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苏秉琦先生曾有“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说法。

　　在西辽河文明区域发现的一件彩陶罐上，我们看到了代表中原文化特征的花卉纹、代表红山文化特征的龙鳞纹，甚至还有来源于西亚的几何纹，这些纹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文化的融合创新在这件器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的碰撞、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辽河流域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渔猎、牧业、农业、手工业等各业并举，在相互学习、互相补充中，加速了文明的进程。

　　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馆长刘志强介绍：“在南宝力皋吐遗址，专家从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和遗址的诸多特征中分析，发现了6种以上考古学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在这里融合创新，构成了富有地域色彩的新文化面貌——南宝力皋吐文化。”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西辽河文明既是吸收者，也是创造者，更是传承者。

　　在制度创新方面，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推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可谓典范。南北面官制度体现了“因俗而治”理念，北面官主要管理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则管理汉人和渤海人的事务。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南北面官制度的实施不仅在辽朝内部取得了成功，而且对其后朝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元朝和明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朝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视为辽朝南北面官制度的延续。

　　创新，是中华文明的力量之基，动力之源。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些创新、立新的理念，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回顾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流，那是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的辉煌印记；瞩望壮阔无垠的前景，定能创造出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内蒙古日报社、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