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火铳属于管形火器,据史料记载，管形火器出现于宋代，最初是用竹筒做成，把火药与弹丸装入竹筒，点燃捻线，或喷出火焰，或发射出弹丸。

　　这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制造的一种早期火炮，材质是铜，口径较小，主要用于发射铅弹或其他小型弹丸。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管形火器将火药推到更高的位置。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辽——清的乌兰察布”展厅陈列着一件制造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铜火铳，口径10厘米，内径7.5厘米，总长度49厘米，重17.7公斤，尾銎（qióng）长5厘米，药室长12厘米，前膛长32厘米。

　　该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副主任付迪介绍：“这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制造的一种早期火炮，材质是铜，口径较小，主要用于发射铅弹或其他小型弹丸。铜火铳上刻有‘英字三千七百九十四号  永乐七年九月日造’铭文是它的‘身份证’。明代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英字三千七百九十四号’是它的专属序列号。”

　　《明史·兵志》中有“手把铜铁铳”“无敌手铳”“可装弹丸中丸则八，小丸则十”等关于铜火铳的记载，其效力被形容为“射穿百札，声动九天”。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铜火铳出土于丰镇市对九沟乡，这里是明长城在乌兰察布境内的大边所在地。明朝建立后，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经常南下获取生活必需品，为此双方屡屡产生摩擦。为了应对各游牧部落骚扰，明朝廷陆续在北边修建边墙，即明长城。明长城在当时称为“边墙”，简称“边”。

　　乌兰察布境内有南、北两道明长城，间距2米至50千米，历史上称为大边、二边。它们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长城沿线地区的社会稳定。长城沿线设置了许多关隘和互市点，如张家口、大同、榆林等地，都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场所。游牧部族用畜牧产品与中原人交换粮食、茶叶、布帛、铁器等物品，不仅满足了双方各自的生活需求，也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强。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礼仪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术等传播到北方游牧部族地区，对其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北方游牧部族的音乐、舞蹈、服饰、习俗等也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更加多元和包容。大量汉族人口向长城沿线聚集，形成了许多军事城镇和村落。长期的交往和杂居，促进不同民族相互了解、学习，在语言、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这件发现于明长城旧址的铜火铳，也是当时长城内外不同民族交往交流的见证。

　　铜火铳属于管形火器，据史料记载，管形火器出现于宋代，最初用竹筒做成，把火药与弹丸装入竹筒，点燃捻线，或喷出火焰，或发射出弹丸。1132年，南宋军事家陈规在坚守德安城时，创制了一批长竹竿火器，以粗长竹管作为器身，两人配合操作，一人扶器身、一人点火。长竹竿火器可以长时间喷射火焰，对木桥、城门等木质结构建筑毁损力很大。

　　“用铜、铁制造管形火器较竹制者晚，但从我国已发现的实物看来，也不会晚于十四世纪初。明代是火铳制造的鼎盛时期，运用火器是明军在战争中获得绝对优势的依仗。”付迪说。

　　据史料记载，明王朝建立后，火铳成为明军的制式武器。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相当于每10名士兵中就有一人配备火铳。根据实战需要，在元代的基础上火铳又发展出大、中、小三种类型，包括装备单兵使用的小型手铳，装备于战船和关隘的中型碗口铳，以及专用于城防要塞的大型铳炮。《武备志》等史书中记载，明代各种类型的火炮有四五十种，为了方便管理，采用在火铳上铸造铭文的措施。

　　后来，朱元璋将火铳制造权力下放到各卫所，为方便出现差错时追究责任，将监造、主造、制造者的姓名铸于铳上。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对火铳进行了一系列改良，最显著的就是药室壁加厚扩容。这一变化使药室具有更大的容积和横截面，火药燃烧后，瞬间产生大量高温气体挤压进截面较小的铳膛中，提高了弹丸的飞行速度和杀伤力。明成祖还将火铳制造权收回中央集中负责，火铳上的铭文不再刻卫所名称和监造人姓名，而是以统一编号天、奇、武、英、功、胜、烈、电等字号代替，火铳制造进入高潮时期。

　　（本版图片由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