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饰采用锤鍱、錾刻、镂空等复合工艺，使薄至0.1厘米的金片成型规整，纹饰流畅，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简练，又有中原金银器精细的制作技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文化交融的见证。

　　马的肩部与臀部采用锤鍱工艺，肌肉凸起，给人以雄健之感，体现出东胡对勇武的部落首领的推崇。

　　马的嘴、眼、腿、尾采用镂空工艺，以錾刻的齿形纹表现马的鬃毛与尾毛，体现出工匠对马匹的熟悉及细致入微地观察。

　　金马饰蹲踞回首的造型，寓意以时刻警觉之心守护部族平安；镂空的马眼有“通灵”之意 ，象征祈福；隆起的马的肩部与臀部，代表力量充沛、战无不胜；齿形纹象征生生不息、生命力延绵不绝。金马饰的背面设计了桥形系，可以将它固定在服饰、马具或仪仗上，象征人与马密不可分的关系。

　　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有3件镇馆之宝，金马饰便是其中之一，1985年出土于赤峰市宁城县那素台墓葬，是春秋战国时期东胡的代表性遗物。

　　那素台墓群位于宁城县小城子镇那素台沟村南的山坡上，当地人俗称此地“白石线”，揭露的墓葬坑高达上百座，分布于北高南低状的多级台地上。根据采集的标本分析判断，该墓葬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古墓群。

　　东胡是商周至秦汉时期活跃于东北与蒙古高原东部的古老游牧部落联盟，因居住在匈奴以东，被中原称为“东胡”。

　　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在北方草原极为稀缺，只有部落首领、贵族等阶层才能拥有。制作一件金器要经过多道工序、多种工艺才能完成。早期金银器制作工艺主要有范铸、焊接、锤鍱、掐丝、拔丝、磨光、针刺、模压、錾刻、镂空、镶嵌、炸珠、鎏金银、错金银、贴金、包金、金银平脱等数十种。

　　金马饰用纯金铸造，重28克，造型为回首竖耳、双目圆睁、呈蹲踞状的马。马的肩部与臀部采用锤鍱工艺，肌肉凸起，给人以雄健之感，体现出东胡对勇武的部落首领的推崇。马的嘴、眼、腿、尾采用镂空工艺，以錾刻的齿形纹表现马的鬃毛与尾毛，体现出工匠对马匹的熟悉及细致入微地观察。

　　辽中京博物馆副馆长刘大志说：“动物纹或动物形象的运用是北方游牧部族的固有传统，自东周时期开始，动物纹形象被广泛用于金银器制作中，大到冠饰、带饰、牌饰，小到袍饰、扣饰，上面都有动物纹形象，材质除了金、银还有包金铜质的。作为游牧部族，马是东胡人生产、生活中的依靠和生存必需品，因此，东胡人热爱马，崇尚马。金马饰蹲踞回首的造型，寓意以时刻警觉之心守护部族平安；镂空的马眼有‘通灵’之意 ，象征祈福；隆起的马的肩部与臀部，代表力量充沛、战无不胜；齿形纹象征生生不息、生命力延绵不绝。金马饰的背面设计了桥形系，可以将它固定在服饰、马具或仪仗上，象征人与马密不可分的关系。黄金被视为太阳的精华，具有光明、胜利、永生的象征，金马饰以黄金与神骏组合，制作成本高、工艺难度大，不仅体现出它主人的地位，也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水平。”

　　东胡人逐水草而居，马是他们交通、狩猎、迁徙的重要工具，被视为“移动的财富”“生存的根基”，金马饰浓缩了他们以马为生、以牧为业的生产、生活方式，寄托着对生活平安、狩猎丰收、部族兴旺的美好祈愿。

　　“技艺互通是金马饰跨越时空的工艺密码，整器采用锤鍱、錾刻、镂空等复合工艺，使薄至0.1厘米的金片成型规整，纹饰流畅，既有游牧文化的粗犷简练，又有中原金银器精细的制作技法，体现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赋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文化交融的见证。”刘大志说。

　　黄金铸造、锤鍱、錾刻、镂空工艺源自中原商周以来传统金属加工技艺。锤鍱，即锻造、打制，既是金银器成型工艺，又是装饰工艺，将熔炼提纯后的金或银块加热，利用它们质地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用锤子反复敲打成片状，再将金片或银片放在事先做好图案的砧板上，反复敲打，直到呈现出凹凸有致、浅浮雕式的纹样。錾刻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用各种大小不同的錾具，通过小锤敲打，使其沿着预先设计的纹路行走。錾头不同，角度不同，錾痕便成为各种不同的花纹轮廓。镂空工艺是用锋利的刻刀按照设计的图案花纹进行镌刻，使之透空，形成有地无地虚实相间的布局。錾刻和镂空工艺既可以是平面雕刻，也可以形成凹凸有致的浮雕式纹样，装饰在金银器物表面，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金马饰背面的桥形系处理得很圆润，方便穿绳后佩戴，既体现出中原礼制对东胡的深远影响，也彰显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创新。

　　金马饰蹲踞回首的造型是单体写实动物牌饰，属于典型的欧亚草原艺术风格，而齿形纹、简约线条，则保留了游牧部族本土文化粗犷传神的特质，几厘米见方的饰牌上凝聚着一个古老部落对马的情感和崇敬，印刻着中原青铜文化的鲜明符号，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本版图片由辽中京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