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锦”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风帽主体面料是黄褐色织锦。织锦是用彩色经线纬线通过提花织出图案的丝织品。

　　风帽上，鹦鹉纹与宝相花纹组合，延续了古代织物中花鸟搭配的装饰传统，也体现出元朝的多元审美。

　　鹦鹉纹

　　风帽锦面上的纹饰是两只相向而立的鹦鹉，两喙相触，周围装饰着宝相花纹。鹦鹉谐音“英武”，象征才略出众，成对鹦鹉纹寓意夫妻恩爱、和睦美满。

　　风帽内里衬着紫色平纹绢，同为桑蚕丝精工制品。

　　风帽前沿用红棕色罗料包边，帽身两侧有用于缚系的带子。罗是高档丝织品，工艺复杂，质地轻薄、透气。

　　宝相花纹

　　宝相花纹是古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纹饰，在元朝受游牧审美影响，宝相花纹粗犷简练，层次简化，构图疏朗，线条厚重，多出现在织锦、青花边缘作装饰。

　　风帽源于鲜卑传统服饰，是一种包覆头颈的软质帽具，用来抵御严寒风沙，早期材质多以兽皮、毡等为主，造型质朴。

　　风帽随拓跋鲜卑南迁并建立北魏进入中原。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风帽是鲜卑人族群认同与身份的象征，男女皆可戴。拓跋珪曾两次改革冠服制度，其中天兴元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这项制度不仅是社会约束，也体现出戴帽人的身份和地位。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风帽的政治含义减弱，形制趋于精简，发展出高顶后塌、露耳、系带等样式，用以适配汉式发髻。

　　内蒙古博物院丰富的馆藏中，有一顶元朝时期的黄褐色地鹦鹉纹与宝相花纹组合的织锦风帽，陈列于“融铸北疆”4号展厅，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顶风帽出土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地。该墓地位于阴山北麓、艾不盖河北岸，地域开阔、水草丰美，元朝时是汪古部的核心聚居地。考古专家结合明水墓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认为其属于汪古部上层贵族墓地。墓中的丝织品、金银器等遗物，为我们了解汪古部的日常生活以及该部与中原、草原、西域之间的交流往来，提供了依据。

　　风帽是墓葬出土代表性遗物之一，厚实蓬松，以黄褐色织锦为面，内衬紫色平纹绢。织锦是用染好颜色的彩色经纬线，经提花、织造工艺织出图案的织物，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平纹绢是丝织品，质地轻薄、紧密坚韧，原料为纯桑蚕丝，是常见的贵重衣料。

　　风帽前沿用红棕色罗料包边，帽身两侧有用于缚系的带子。罗是高档丝织品，通过绞纱与平纹交替，经线和纬线互相纠结，形成具有纱孔的织物，质地轻薄、透气。罗的工艺复杂，工序多达三十几道，一个熟练工一天只能织3米左右。

　　风帽的锦面上刺绣着两只相向而立的鹦鹉，两喙相触，周围装饰着宝相花纹，构图饱满华丽。

　　鹦鹉谐音“英武”，象征才略出众，成对鹦鹉纹寓意夫妻恩爱、和睦美满。鹦鹉在古代被视作珍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鹦鹉的文献记载。隋唐时期，西北秦陇一带是知名的鹦鹉产地，人们在这里捕获野生鹦鹉进贡京师或献给地方高官，与此同时，南海国家也向中原王朝进贡名贵的鹦鹉。宋朝文人多作诗文咏叹鹦鹉或将其作为礼物相互赠送；金朝向南宋求索鹦鹉，作为外交贡品，推动其大量北传；元朝，鹦鹉随丝绸之路深入到北方草原，成为贵族日常赏玩的珍禽。

　　宝相花纹是古代中外文化交融的典型纹饰，它的纹路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尽相同，纹样随着当时的风尚集中了多种花卉的优点。唐朝是宝相花纹的鼎盛时期，大量融入雍容富贵、色彩绚丽的牡丹花，金银器、唐三彩、织锦上随处可见。宋朝，宝相花纹偏向文人清雅气质，简化了繁复花叶，少了浓烈填充，多用于瓷器、缂丝。元朝，受游牧审美影响，宝相花纹粗犷简练，层次简化，纹样构图疏朗，线条厚重，多出现在织锦、青花边缘作装饰。

　　风帽上，鹦鹉纹与宝相花纹组合，延续了古代织物中花鸟搭配的装饰传统，也体现出元朝多元审美因素的交汇。

　　内蒙古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刘琦颖介绍：“风帽在各个时期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唐朝，风帽提取西域胡帽中的一些元素进行改革，例如亚欧大陆受斯基泰文化影响的族群戴高尖帽，风帽受这一文化影响，加高了帽顶。两宋时期，风帽逐渐南北分化，辽金地区保留了御寒功能，中原地区则趋于精巧，宋人还在风帽上簪花。元朝，风帽制作综合运用多种工艺，兼顾保暖与装饰的需要，既有宋朝风帽的特点，也有游牧族群追求逍遥的意趣。”

　　这件黄褐色地鹦鹉纹与宝相花纹组合的织锦风帽，从纹样到材质，都呈现出元朝北方草原多元文化交融的面貌。风帽的材质搭配、制作工艺和纹样风格，均说明使用者在重视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讲究服饰的装饰效果和身份的彰显。作为元朝时期丝织工艺与服饰形制的重要实物遗存，这件风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服饰文化、族群交往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版图片内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