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龙出生在一个家境贫苦的蒙古族家庭，少年时，本该上学的他因为家里贫穷，只能给大户人家放牛、牧马，帮助家里苦度日月。1938年，17岁的李存龙为一个大户人家耕种了12亩土地，说好收成的一半交租子。这个大户人家看到粮食丰收，竟然反悔了，把年初说好的每亩地除了粮食再交六升马料的口头协议，硬说成每亩要交三斗马料。李存龙一气之下找到大户人家说：“咱们这儿种地的多了，谁家的马料能要三斗？我打下这点粮食实在不容易，你也太狠心了，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大户人家蛮不讲理，大骂李存龙，把他赶了出去。李存龙回家和父亲一说，没想到父亲脱下鞋就打他，埋怨他不该去和大户人家讲理。李存龙气得跑到大门外哭了一场。这时，村里开杂货铺的张成泉恰好路过门口，问他为什么哭，李存龙就把事情经过诉说了一遍。张成泉听后对他说：“不要哭了，你天黑以后来我家一趟。”原来张成泉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开杂货铺做掩护，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组织抗日救国会，在贫苦农民中宣传抗日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当天晚上，李存龙如约去了张成泉的家，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满贵。张成泉和李满贵从李存龙种地受欺诈这件事说起，讲述了穷人为啥受苦受穷，富人为啥不劳而获，要想推翻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就得起来闹革命。两人的一番话说得李存龙恍然大悟。就这样，他秘密参加了把什村抗日救国会，毅然投身抗日斗争。

　　李存龙自从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工作，经常在贫苦农民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讲述不做亡国奴的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1938年，把什村抗日救国会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几十人。由于李存龙工作特别出色，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在他的主动要求下，1939年3月4日，中共地下区委宋茂书记和李满贵副书记介绍李存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命他担任中共归萨区委宣传委员。8月，他担任了区委副书记，一直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7月，中共萨托县委东区区委专门抽调把什村的李存龙、察素齐镇的李存义、贾振业（后来叛变）等人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万家沟，参加中共绥远省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主要讲授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建立抗日救国会，如何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等课程。李存龙参加了20多天培训班，通过这次学习，他收获很大，结合自己的革命经验，对当时参加抗日的人分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靠枪头子，第二种是靠笔头子，第三种是靠嘴头子。他说：“我的分工就是靠嘴头子，通过宣传把穷人家的孩子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会，再从救国会中发展游击队员，参加武装抗日。”李存龙回到地方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动员任成义、王家珍、汪二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萨托（萨拉齐、托克托县）游击队。1940年初，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三营九连连长胡定良叛变投敌。一天，胡定良在把什村的毛匠六子带领下，进村抓捕李存龙。虽然李存龙机智逃脱了，但是已经难以隐蔽。1941年5月，中共大青山地委政治部主任王聚德、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宁德青指示李存龙，秘密潜伏到他两个堂兄当兵的矿山马卫队，寻找机会做马卫队的统战工作。李存龙听从党组织安排，来到马卫队和一些士兵搞好关系，以拉家常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2年7月，日伪军加强了对大青山的扫荡，斗争更加残酷。李存龙从马卫队回到家乡把什村，想与党组织接上头，汇报情况。但是万家沟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到小井沟，一时难以联系。他冒着被叛徒特务逮捕的危险，想方设法寻找组织。后来经云万虎安排，李存龙和李满贵背着绳子和镰刀，伪装成进山砍柴的樵夫，辗转到井尔沟的抗日领导机关驻地，见到了张汉主任，汇报了工作。组织上指示他们“继续隐蔽，伺机开展工作”。从此，李存龙就在把什村隐蔽起来，秘密联络党员开展地下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存龙担任了察素齐镇公安助理，还先后担任了察素齐镇公安特派员、组织干事、公社党委副书记、人民公社社长等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存龙惨遭迫害。1976年，组织上为李存龙恢复了工作，让他担任土默特左旗农牧局总支书记、副局长、旗政协委员。1985年，李存龙离休。1997年12月17日，由于积劳成疾，李存龙病逝，享年76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