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我们的妈妈那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七七事变”那一年，妈妈出生在敖汉旗乌兰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妈妈5岁那年，姥爷得了重病，因无钱治疗而双目失明。那时舅舅和姨姨年龄都很小，全家5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姥姥和我不到10岁的妈妈身上，吃糠咽菜，甚至出去讨饭，那是很平常的事。解放以后，虽然分得了一些土地，但因为家里缺乏劳力，生活仍然很困难。妈妈成了姥姥的得力助手，下地干农活儿、搂柴草，小小的年龄，一天到晚，春夏秋冬，没有童年的欢乐，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妈妈14岁才上小学，只读了三年多书，小学就毕业了。

　　1957年妈妈和爸爸结婚后，到1964年，生了我和弟弟、妹妹3个孩子。1958年爸爸调到旗里工作，抚养孩子的重担也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那时爸爸工资很低，又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吃穿都紧巴巴的。当时我们3个孩子只有一床破被子，穿的补丁加补丁，真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是，妈妈活的非常坚强，不但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而且经常到野外背柴火、拣野菜，想方设法不让我们饿着、冻着。

　　1965年，刚满周岁的妹妹病得很重，村里没有医生，爷爷奶奶急得只是哭。看我妹妹不行了，爷爷都准备好一大捆柴草了。但是妈妈没有放弃，一个人徒步把妹妹抱到离我们营子二十多里的红山水库卫生院，大夫看了说，再晚一个小时孩子就没命了。经过抢救治疗，妹妹活过来了。如果妈妈当时没有下决心，妹妹就没命了。1970年夏天，爸爸去“唐山学习班”已经半年多了。我弟弟和小朋友们在新城百货商店玩耍，不慎从三楼楼梯上摔了下来，七窍冒血，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据说是一个老农民发现后送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那时我和妹妹都很小，帮不上忙，也是妈妈一个人白天黑夜跑医院才救活的。妈妈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妈妈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当儿女的一辈子也报答不完。送我弟弟去医院的那位农民叔叔，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非常遗憾。

　　妈妈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1958年，翁牛特旗成立了红专学校，在全旗招生，妈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该校工业系电焊专业，一年多时间，电焊的一般技术都掌握了。1967年我们到了爸爸工作地呼和浩特。到了城市，妈妈很快学会了织毛衣，几十年来，全家没有买过一件毛衣，都是妈妈织的。不久又学会了缝纫技术，什么中式的、西式的、大人的、小孩的、单的、夹的、棉的全都会做。不但做家里人的衣服，而且常常给别人做衣服，一时出了名。

　　1971年，妈妈加入了内蒙古日报社家属“五七”厂，当了一名工人。厂子刚成立，活很少，就和姐妹们一起挖菜地，淘大粪，种蔬菜。从1980年开始，这个厂改名为内蒙古日报社装订厂。1983年妈妈被选为厂长。厂里的什么活儿，妈妈都能拿下来。摺页子、裁大纸、做信封、装订书，操作圆盘机、八页机，样样都会，后来就成了师傅，能教别人了。同时还学会了会计业务，领取了国家颁发的会计证。当时装订厂条件非常差，最好的运输工具是人拉的两轮板车和脚蹬的三轮车。妈妈蒙汉语说得都很流利，到处给厂子揽业务。曾多次骑自行车从内蒙古日报社跑到几十里外的呼和浩特化肥厂、化纤厂联系业务。为了赶任务，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下班。由于大家的努力，工人工资从80年代中期的三四十元，到90年代初增长到三四百元，后来工人都有了退休工资。由于厂子经营得好，年年受到呼市工商局和税务局表扬和奖励。工人也有不少福利了。妈妈几次带领几十名工人到北戴河、五台山等地旅游。不少工人至今还说，这些都是高厂长带领我们奋斗的结果。

　　妈妈也是幸福的。看到了孙子和外孙子们上学、毕业、工作，享尽天伦之乐。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2006年春天妈妈病逝，离我们而去。每每想起妈妈，我们悲痛万分。

　　妈妈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把劳动当成生命。在农村，她是一个农民，到了牧区，成了一名牧民，来到城市，成了一名工人，一生和劳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妈妈经常用蒙古族谚语“吃上一口饭，要过十道关”教育我们，只有辛勤劳动，才能过好日子。

　　妈妈身上有着许许多多中国妇女的优良品德，使我们终生受益。我们无比热爱我们的妈妈，无限怀念我们的妈妈。文/高  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