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原本有两口古井，村南、村北各一口。两口井就像一双灵秀的眼睛，读着村庄的点点滴滴。只是，据说在清末，有个地主家的丫环跳入村北那口井中自杀。于是，村北的井被掩埋，只剩下村南这一口井了。

　　村南这口井，旁边长着一棵很大的苦楝树，还有一簇竹子。井台原本有个古亭的，抗战时期，被日军捣毁，楠木被日军拆走。井圈用整块红石打磨而成。井台用厚厚的青石板铺就，足有一间大客厅那么大。井台总体由井口向边缘呈放射状倾斜，便于利水。井台边缘是麻条石砌的“檐”，高于青石板面，下凿槽洞，连着外面的排水沟。这样，在井台洗衣、洗菜后的废水，就会很快排掉，不会渗入水井造成污染。井口离水面有4米多深。内壁是先人用老青砖层层绵上来的，长满了毛绒绒的苔藓，四季常绿，水汪汪，油汪汪的。那井水，清冽可鉴，人趴于井口，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面容。

　　井水，作为相对清洁的水源，受到全村人的集体敬重。小时候，奶奶就告诫我和弟弟妹妹们，不能向井里吐痰和扔东西。父母挑稻子回家，最痛快的，莫过于饮一瓢刚从井里打出的水，那个解渴、清凉与畅快，真没得说！

　　井水，是可以承载情感的，它的味道，是每个游子生命中不灭的胎记。我们村庄一个台湾老兵，辗转从香港回到阔别近30多年的故乡，用颤抖的手舀着从老井里打来的水，喝了又喝，说，这才是故乡的味道！

　　暑期，荫凉的井边，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天堂。磨小刀子，做竹笛竹哨，做竹叶小船，收集当弹弓“子弹”的苦楝子。但是，大家自觉恪守祖训，不会往井里扔东西。而这纳凉的季节，也正是农忙“双抢”的时候。当田野突然飘来一嗓子：“某某，你死哪去啦？还不送水来！”不管是哪个母亲的“河东狮吼”，在空旷的田野上，都能传好几里远。这时，我们便会作鸟兽散。纷纷从家里拿出那种用小绳索拴着的小竹筒，一个个又来到井台，将小竹筒吊入水井取水，然后，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拎到田间地头送给各自劳作的亲人。

　　冬天，白雪皑皑的时候，唯有井台黑黑的那一圈，在一片白茫茫中隐隐可见。河流结冰的日子，井水，相比外面零下十来度的温度，就显得非常暖和。雪后初晴，井台边就成了妇女们的天下，那些个婆婆、媳妇、小姑，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井台边，洗菜、洗衣、用米汤“浆被褥”。水桶上下翻飞，井台蒸汽腾腾，女人们叽叽喳喳，谈东家长论西家短，那可真热闹。

　　洗井，是村里世代沿袭下来的春节前的传统。洗井那天，族长率领众男丁，手捧祭品来到井台。燃香三柱，深作三揖后，族长开始喝彩。喝一句，司锣的就敲一下锣。喝完彩后，燃放爆竹，再将祭品退下，洗井正式开始。这时，沐浴更衣之后，腰系红丝带的劳力上场，轮流接力用水桶吊出井水，倾入排水沟，一刻也不停息，与潜水冒出的速度比赛。直到井水见底后，再用木桶，把一个寒风中脱得只剩短衣短裤的瘦小汉子，套上雨衣，顶上斗笠，带上铁瓢，吊入十几米深的井底。然后，紧张地清洗井壁，清理淤泥杂物，并不时把涌出的潜水吊上来。洗好井后，需封井三天再用，届时，水更清澈甘甜。抢“新”水，是每逢正月初一的习俗，新水喻示着“新财与清爽”。为讨这个彩，村民暗暗较劲，都想挑新年第一担水。

　　时代在发展，水井也在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压水井开始在农村出现。而且“压水井”想在哪钻都行，院子里、厨房外、厨房内都可以。毕竟，到古井去吊水、挑水都是力气活，又是每家每户绕不过的日常生活内容。哪怕干完农活再累、再不愿动弹，水缸没水了，还得去挑几担水来。这种“压水井”从出现到流行再到普及，顺应了时代潮流。我们村子家家户户都钻了“压水井”。连距老井最近的近来大叔家，也钻了“压水井”。村南那口老井也慢慢荒废了。

　　谁又能想到，短短二十年不到，“压水井”也正在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那口老井及曾经的故事，村里的小辈们，知之者甚少了。至于零零后，有的从小就随父母在外地打工生活，看都没有看到过那口老井，更遑论知道那些关于井的故事。

　　老井，似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辉煌过、热闹过、举足轻重过。目睹了村庄世世代代的悲欢离合，见证了村庄一草一木的枯荣，是一部不会说话的村史。老井，因为没有了维护，犹如迟暮老人的眼睛，变得浑浊。老井的文化，虽然印刻在几代人的心中，却走在失传的不归路上。也许，这算是一种进步的代价吧！文/熊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