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暖暖的初冬下午，阳光斜着照入屋中，在孔雀绿窗帘的映衬下，几粒灰尘轻盈的舞蹈着。不忍破坏小小舞者的表演，轻手轻脚走到餐桌旁。

　　桌上一盒新买的酸奶，打开盒，里面还有两个小袋和一个小勺。酸奶也开始加配料了？细一看，一小袋白糖，一小袋炒米。没有吃酸奶，因为炒米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撕开小袋的口，把炒米倒入手掌，一缕炒香味悠悠触动着嗅觉，更触动了一阵又一阵的记忆。

　　纳林小学家属房，我家住了十几年的小平房。周末的早晨小平房里会发出一种特别有韵律的声音，那种声音是铜勺舀起茶水又倒入锅里发出的。水扬了一勺又一勺，砖茶越来越下色，随着茶色渐深，那声音仿佛醇香起来。早晨听到这样美妙的声音，我和弟弟很快就清醒。因为只要这样的熬茶声响起，就会有香香的炒米吃啦。

　　母亲在小桌上摆了一大盘炒米，盘里放着木勺。大盘旁放着一个小盘，盘里放着一个羊油托托。羊油托托是提前炝炒好的，刚炝炒好时是羊油汤汤，凉了后就凝固成托托。锅里的茶熬好了，临出锅前往茶里加点盐，再扬几勺。热茶水爱在大碗里转圈，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总会有一小段黑色的茶梗欢实的在碗里转圈。父亲用小刀把羊油托托削成薄薄的羊油片，羊油片在热腾腾的茶水里转瞬就化成了油花花。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我、母亲、父亲碗里就会加上一木勺炒米，炒米泡在砖茶里，一会儿就沉到了碗底，吃一口炒米咀嚼几下，再喝一口茶，特别的香味萦绕舌尖。

　　一旁的弟弟搬个小凳子，先喝了一些热茶。然后站起来到角柜旁，把柜子上边的双层玻璃推到一边，取出奶粉袋，摆到小桌上。弟弟有自己的碗和小勺，他用小勺从奶粉袋里取奶粉，边取边数“一勺、两勺、八勺”（弟弟四岁前一直这么数数，四岁之后居然无师自通了十以内加减法），数到

　　第八勺时，再往碗里加一木勺炒米，干拌炒米充满了奶香味。

　　我一直认为，家里总吃炒米是因为母亲。母亲是杭锦旗人，她爱熬茶也爱吃炒米。小时候我就很自然的认为母亲是受杭锦旗蒙古族老乡的影响，炒米自然是蒙古人的美食。其实汉人也会炒炒米，也常吃。

　　那是一个腊月的上午，爷爷奶奶在院里的春灶炉子上架起了大铁锅，炉子旁放了两水桶煮好的糜米，糜米红圪森森挺好看。炉子里的火真旺，把大铁锅的锅底都烤红了，年幼的我一直担心锅底的铁会化成铁水流走，只剩个锅帮圈圈。爷爷奶奶没有发现我的担忧，锅底红的面积更大了一点儿。爷爷往锅里放了半碗干净沙土，紧接着又放了半碗煮好的红糜子。扫帚圪堵划着圈搅拌锅里的沙土和糜子，一阵热蹦蹦之后，糜子开了口。爷爷快速地将它们将请出铁锅，待锅底红时又炒一锅。

　　奶奶用箩细细的筛，沙土筛掉后，箩里留下的是带壳的炒糜子。这时还不能称为炒米，炒米是需要去掉外壳的。我总是等不及爷爷奶奶从村里加工坊碾炒米回来，一出锅便吵着要吃。爷爷用做惯了农活充满老茧的手，抓一把刚炒出的米用力搓搓，外壳掉了，发着金光的炒米居然变了出来。我捧着一只粗瓷碗，小手抓着炒米往嘴里送，嚼着嚼着，就把铁锅底会不会被烤化这样的大事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炒米只要放到干燥的容器里就可以存放很久。当田里的瓜红瓤时，就可以粉炒米吃。奶奶曾说，西瓜粉炒米又解渴又止饿，但不能多吃，吃多了在肚里粉起来，很涨。奶奶说过的话是真有道理。有一回，看到西瓜特别水，就粉了半颗的量。炒米在茶水里胖得快，粉西瓜时就胖得慢。看着金色的炒米与红色的瓜肉拌在一起，颜色妙得很。不知不觉间，把拌好的炒米都吃了。肚子里那是叫个涨呀，一顿西瓜粉炒米顶了两顿饭。

　　后来，知道了不光是北方有炒米，南方也有。南方的炒米有拿大米炒的，也有拿糯米炒的，可以干嚼着吃，也可以拿糖水泡着吃。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将炒米写那么色香味俱全，他笔下的食物总是能从文字跳脱出来，仿佛就在眼前。知晓南方有炒米就是因为看了他文章，看他的文章总是有些莫名的感动，感动于一个文人对家乡话念念不忘，感动于一个文人对美食的细细描述。过了半个世纪，汪曾祺笔下的很多美食大约就只在记忆中了吧，但我所说的炒米依然可以常吃到。

　　炒米在蒙语中这么说，胡日森巴达。

　　炒米本身不是一种奢华的食物，因为它镌刻了家庭的印记、地区的印记、民族的印记，这种简单的食物便不简单了。

　　猛然发现，那缕炒米香不是初冬下午所得，那缕特有的香味一直萦绕着我。文/刘雅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