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0年离开北京，我就没有再见李姐。没有约定的重逢注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后来在微信上有互动，也会打电话，

　　她说：“贺贺，你家乡口音太重了。”

　　初见李姐，是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公司里，已不记得我们是谁先进的公司。只记得，她就坐在那里，背靠着椅子不时用脚力转动着椅子，笑眯眯地说着些什么。她个子不高、身微胖，留着中长发、刘海扎起来，有一双又黑又灵动的小眼睛。她实在是个爱笑的女人。

　　我们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大公司的北京办事处，主要生产空调风机等，只记得北京大学的“王工”也从这里订货。公司里有能干、面面俱到的总经理张姐，有务实、亲切的业务经理刘姐，有专业、总是腼腆一笑的会计杨姐，有库管“杜工”，我和李姐做的事差不多，我负责绘制CAD图纸、接打外来电话、对接仓库，李姐负责汇总、查漏补缺。那时工作很忙，压力也比较大，李姐的笑声便是这紧张工作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那笑声总是清脆而绵长，感染着人。

　　2008年的一天下午刚上班，我正蹲在地上摆弄插座，只听李姐声音较大地说：“贺，地震了！”我抬起头，就发现灯在晃动。“楼太高了，下不去了，赶紧躲桌子下面……”我按李姐说的躲在桌底，心里有些紧张，时间过得又长又短。很快停止了！只见白墙上裂开一道灰缝！总经理张姐从门外走进来严肃地说：“停车的时候好像被人往前推了一把。”

　　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有关汶川地震的新闻，所有人都心情沉重。挤公交的时候，我看到有人有说有笑，心里不禁暗骂道：不合时宜地笑，亏您笑得出来！李姐说：贺像个孩子。现在我才知道，即使遇到再大的苦难，生活还要继续，还要继续吃、继续睡，包括笑。何况不是当事人，我们又怎么能管得了。

　　我那时是很情绪化的人。回想每次见到李姐，她都给人踏实、爽朗的印象，有着很平和的心态。同年，我和李姐一家三口去鸟巢看奥运会，大概中午一点多，我们有说有笑排队进去，当时前排有位置，我们觉得离得太近，就一直往后上方走。只见银白色网格状的鸟巢里到处悬挂着播放器和一些我不知名的黑色电子设备，抬头还可以看到天。向下望去，运动场和场里的人都距离我们很遥远，变成了缩小体，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我们想要再回到前排的时候发现人已坐满了，况且熙熙攘攘的氛围也使我们想不了那么多，便就此坐下。我们脸上贴着红旗，手上拿着红旗，邻座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家都心情激动。随着中国选手上场，我们跟着人浪挥动着手中的红旗，站起又坐下，并大声嘶喊：“加油！加油！”李姐

　　老公沉稳地坐在一旁，我和李姐以及她的孩子却欢呼雀跃的，轮流拿着望远镜向下望去，笑容荡漾在我们脸上，李姐熟悉的笑声已淹没在了人群中。等出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水立方的蓝特别耀眼。只记得到处灯光闪烁，不同口音、不同肤色的人擦肩而过。我们在各种场地拍照，与灯拍、与场外的运动员拍，后来又去了喷泉处。

　　工作以外，我和李姐也约时间见面。她家有两处住处，我跟着她去过昌平区沙河的公寓楼，那是一个很小的家，家里布置得温馨又有趣。有她儿子的学习用具、画、玩偶，有她老公的渔具、一些手工制作品，隐约记得还有李姐缝的十字绣。在北京，和我来往特别多的北京人就是李姐、王哥王嫂，他们喜欢用“您”，习惯称女孩子为“小姑娘”。他们给我最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开明、彼此尊重，沟通比较理性，即使有矛盾，也是在独立的个体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孩子因而也很独立，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去李姐家的那晚，看到李姐家的邻居进出楼道，都会和李姐打招呼，每家都吊着门帘，很多都开着门，敞亮又充满生活气息。晚上，我和李姐在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前聊天，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李姐有些惆怅，好像是关于房子的问题。那个夜晚的天空也因此莫名蒙上了一些忧伤的色彩。

　　李姐也会去我租住的小屋转悠，我的房间里贴了一些海报，我们一聊就是一下午，已不记得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李姐那铜铃般的笑声在我的房间里不断荡起，使落寞的小屋顿时欢畅起来。

　　我像孩子想来多半是因为不懂事，而李姐，则是一个真正充满童趣的人。我所想象的结过婚的人不是她那样的，她总是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总是一副“这是什么？”“打破砂锅研究到底”的样子；总是说几句就笑；总是第二天过来和我说：贺，我昨天发现……可有趣了，可好玩了，你试试，呵呵呵……说完，笑声便又回荡开。文/贺  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