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我国，推行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对于延迟退休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绝大多数人都是理解的。但由于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延迟退休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影响和冲击，往往存在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延迟退休不可能“一刀切”，而要在相关方案和适用范围上，尽可能进行弹性化、差别化调整。而“十四五”规划明确的“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十六字方针，正体现了这一务实思路，符合社会期待。

　　弹性实施，是延迟退休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弹性，意味着民众将有自主选择空间，体现出对于个体意愿和权利的尊重。毕竟，每个人的职业特点、身体状况、家庭条件都千差万别。比如，从事管理岗位或脑力劳动的人，往往有着更高的延迟退休意愿，现实中，一些职业群体，如教师、医生、技术人员等，也已通过返聘的模式，变相实现了延迟退休。但对于一些蓝领岗位的人而言，其体力和健康状况，都无法承担年老后的高负荷工作，延迟退休的意愿自然也相对较低。

　　此外，对于一些上有“老”或下有“小”的人而言，延迟退休的实施如过于刚性，也可能会挤压对“老”“小”的照料时间，拖累家庭和睦与生活质量。甚至还可能增加下一代抚养的困境，从而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低迷。显而易见，延迟退休带来的衍生效应，往往是难以估量的，所以不可能“齐步走”。

　　弹性实施，无疑有利于真正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减少对于民众工作和生活的不利影响，从而让延迟退休最大限度做到灵活精细，有差别、有温度。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可对延迟退休积极响应，获得更好的养老待遇；而工作和家庭条件受限的人，则可选择较早退休，提前拿退休金。这种权利自治之下，也会自然形成人力资源最优化配置，兼顾社会公平和效率。

　　总之，延迟退休是一个长期、系统的社会性工程。要想让其深入人心，发挥最大效益，相关政策配套不可或缺，包括公众比较关心的大龄劳动者就业难、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以及劳动保障不够完善、部分劳动者劳动强度和压力过大等。只有在完善这些配套措施的基础上，科学、务实、谨慎地推进实施延迟退休，才能确保其有益社会民生、利于未来发展，这也当是其改革初衷。（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