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彼时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光明之城”。围绕着这个闽南小城，曾经有过哪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从泉州市舶司账上划走一笔巨款

　　说到辛弃疾，绝大多数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辛弃疾是宋词大家，是继苏东坡之后，豪放派宋词的又一位宗师级人物。与此同时，辛弃疾还是文武双全的奇才。然而，1195年，也就是辛弃疾56岁那年，他却被罢了官，在家闲居将近10年。

　　辛弃疾身体强壮，60岁时依然勇猛如虎，并且思路清晰，为什么会被罢官呢？

　　直接原因是，朝中有大臣告他的状：“弃疾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翻成大白话就是说，辛弃疾对下属严厉，对百姓严酷，还大肆贪污，把国库当成自己的小金库。

　　辛弃疾是古代中国不可多得的技术型官僚，能力出众，效率极高，处理公务雷厉风行，常常把那些混日子的下属逼得叫苦连天。但他对百姓并不严酷，更谈不上贪污。不过，朝中大臣告他的状，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大臣说辛弃疾贪污，是因为他1194年主政福建的时候，挪用了一笔公款。

　　辛弃疾把这50万用在哪儿了？

　　1194年，也就是宋光宗绍熙五年，辛弃疾在福建设立了一座仓库，名叫“备安库”。这座仓库建在福州，存放了几十万贯铜钱和几十万石稻米。辛弃疾设这座仓库，有两个目的：第一，用来供养宗室；第二，用来组建军队。

　　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原先在开封定居的皇族成了金兵俘虏，而在洛阳和商丘定居的宗室子孙却大半逃出，衣冠南渡。到了南宋中叶，这批宗室主要聚集在福建，其中有官职的人靠朝廷俸禄生活，没有官职的人则由地方财政供养。辛弃疾主政福建时，每年必须从税收里挤出几十万贯钱财，为那些宗室发放补贴。

　　福建人多地少，田赋少得可怜，没有那么多钱供养宗室，辛弃疾只能从别的渠道找钱。他找钱的渠道，当时叫做“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

　　南宋福建只有一个海关，位于泉州，名曰“泉州市舶司”。1194年，辛弃疾从泉州市舶司账上划走50万贯，存入他在福州创办的备安库。然后呢？他从备安库里拿出30万贯供养宗室，余款则用来制造盔甲、招募民兵。

　　辛弃疾当时的官职是“主管福建安抚司公事兼马步军都总管”，简称“福建安抚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掌管一路军政大权，供养宗室是他的职责，保境安民也是他的职责。他从泉州海关拿钱招兵，并不为过。当时朝廷派往各地驻扎的正规军腐化堕落，战斗力低下，辛弃疾想用他自己招募和训练的民兵来弥补正规军的不足，出发点也是对的。

　　但是，辛弃疾没有向朝廷请示，直接从泉州市舶司提钱，直接竖起招兵旗，这就犯了当时朝廷的大忌。您知道，宋朝皇帝一贯重文抑武，一贯强干弱枝，最怕的倒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军阀割据。辛弃疾没有得到朝廷批准，就在自己的管辖地招兵买马，很容易让朝廷起疑心。可他招兵的宗旨并无过错，所以宋光宗和朝中大臣就用“掩帑藏为私家之物”这个罪名，免去他的官职，将地方割据的风险扼杀于萌芽状态。

　　远洋贸易的惊人利润

　　辛弃疾一次就从泉州市舶司提走50万贯，这个泉州市舶司为啥能有这么多钱呢？

　　宋高宗绍兴六年，也就是1136年，一个名叫蒲啰辛的阿拉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亚运来一船香料，在泉州报关。泉州市舶司照例抽税，从这一艘船上抽取的关税竟然高达30万贯！泉州官员将这个消息上报给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又上报给宋高宗，宋高宗大喜，当即赏给这个阿拉伯商人一顶乌纱帽，还下了一道圣旨：“候回本国，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意思是让蒲啰辛回国宣传，如果还有外商能给南宋朝廷贡献更多的关税，一样会给官做。

　　外商一艘海船抵达泉州市舶司就能贡献30万贯关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远洋贸易的利润有多大，也可以想象南宋朝廷从海上丝绸之路得到的回报有多高。

　　当然，在南宋一个多世纪的统治期内，甚至在两宋三个世纪的统治期内，绝大多数来华贸易的船只都不能贡献这么多关税。1160年，宋高宗曾经询问一个熟悉海关税收的御史：“泉州市舶司岁入几何？”御史回答：“抽解与和买以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所谓“抽解”，就是对外商船只的货物按比例扣税；所谓“和买”，就是让海关直接收购一部分货物，再由政府卖到民间。抽解与和买加起来，泉州市舶司一年大约能有200万贯的收入。

　　200万贯是多少钱？咱们现代人可能没有概念。不过我们知道，宋高宗和金国签订和议之后，每年交给金国的岁币是30万贯（另加30万匹丝绸）。后来宋孝宗又和金国签订和议，每年交给金国的岁币是20万贯（另加20万匹丝绸）。换句话说，仅仅是泉州市舶司这一个海关的收入，就可以弥补南宋朝廷很多年的战争赔款（不算丝绸）。

　　宋朝在多地设有市舶司

　　1180年，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为了给这支军队装备战马，花了5万贯在广西买马500匹。然后辛弃疾又置办盔甲和兵器，招募军医和兽医，高薪聘请马步军教头带领新兵军训，总预算只有30万贯。可是湖南没有市舶司，辛弃疾无钱练兵，只能从酒水专卖上想办法。他为了尽快“创收”，将湖南原有的“税酒法”改成“榷酒法”——本来允许商贩卖酒，官方收税，他禁止商贩卖酒，改由官方统一销售。这项改革闹得酒商和酒店怨声载道，而通过酒水专卖获得的年收入只有15万贯而已。

　　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刚登基的时候，“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缗”，中央财政一年的总收入才1200万贯。到了南宋中叶，财政收入增长，户部年收入也只有3000万贯。所以，宋高宗在位时泉州市舶司一年200万贯的收入，绝对是一笔巨款。

　　事实上，宋朝有很多个市舶司。北宋中叶，山东密州（今诸城）、浙江明州（今宁波）、浙江杭州、广东广州，都有市舶司。进入南宋，密州市舶司归金国所有，还有明州、杭州、泉州、广州四个市舶司。南宋国土狭小，军费开支巨大，冗官冗兵的弊病比北宋更加突出，却仍然能在金国和蒙古的先后攻击下存续一个多世纪，绝对离不开几个市舶司的经济贡献。用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话说：“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

　　南宋时期，高丽臣服于金国，原先主要接待高丽和日本商船的明州市舶司收入锐减，杭州市舶司则形同虚设，一直为南宋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海关，其实只剩下广州市舶司和泉州市舶司。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