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字号有分别
一个人的称谓符号，最基本的有姓、名、字、号四项。
姓源于祖宗，不容更改。秦以前，个人家族血缘辨认存在姓与氏之别。姓是族号，氏是族内分支。秦以后，姓与氏彻底合一，这也是宗族繁衍、人口膨胀代际传递增多、需要更多简明区分标志的结果。
名是父亲赐予的，《仪礼》“丧服传”讲“子生三月，则父名之”。名的寓意，往往表达家族期望，同时也是生活阶层的文化与社会时尚的反映，成年改名的现象比较少见。名包含贵贱双重含义，在使用中，只有皇上与本人的嫡亲长辈可以直呼，或用于自称，其他人绝不能当面使用。
字是从名衍生出来的。《仪礼》“士冠礼”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字从名义衍生，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春秋名字解诂》指出，名与字“义相比附”，相为表里，所以字又称作表字。一般以同训，名与字同义；对文，名与字义相反；连类，名与字义相类；指实（指读作稽），联系实物，核实字的出处；辨物，名与字为同类物等五种方式构建。随着历史推移，构建方式越来越多。不过，只有读书人才有字，昔日能够上学读书的人甚少，普通民众不读书识字，只有名而无字。
早期男子在二十岁举行成年加冠礼始有字。后世多在入学之际由老师赐予。中国人尊师重师，常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挂在嘴边，但老师虽然尊贵，对受业弟子，也不称其名，而称其字。
号有自号、送号之分，或出于个人自拟，或由他人冠之。一个人的姓名、表字不会轻易改动，而号不受家族、礼法限制可以随时变换增加。自号完全凭个人性格志趣自由标榜使用。送号主要是对人物的体貌、性情特征与嗜好、行为特点、作风等的概括。号不受阶层限制，民众亦可有之，在乡里熟人社会中很流行，多带有戏谑、幽默或讽刺意味。
字与号是社交中最常使用的当面称呼的敬语。只要读书识字，无论社会地位高低，都以字号相称，这一称谓习惯一直延续到了民国。
旗人的“指名为姓”
在称谓上，旗人遵从汉人姓名文化习惯，名之外亦有字号。汉人字号与姓相连，旗人则以名的第一个字连接字或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旗人“指名为姓”。旗人都有姓氏，但汉译字数较多，如叶赫那拉、瓜尔佳、纽祜禄、西林觉罗等，用起来绕嘴不方便，不像汉姓多为一字，复姓也不过两字。因此，旗人在日常生活中，把姓氏称为老姓，弃之不用，直接以名行世。在汉人姓名文化系统中，姓不可缺，久而久之，旗人之名的第一个字，就发挥了姓氏的功能。
譬如乾隆朝的阿桂，正蓝旗满洲，后因战功显赫抬入正白旗，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人称阿广廷，阿云崖；再如光绪朝的荣禄，正白旗满洲，瓜尔佳氏，字仲华，号略园，人称荣仲华、荣略园。其实，这一略姓氏而以名字相连的称法在战国以前很流行，所不同的是字在前而名在后。譬如春秋时期，同为秦国大夫的孟明视与白乙丙。孟明视，姜姓，百里氏，名视，字孟明；白乙丙，子姓，蹇氏，名丙，字白乙。
传统称呼习惯，流行把男子称“爷”。使用时，汉人冠姓，加上在家里的排行，如张二爷、赵五爷等。旗人冠名，用名的第一个字，加上在家中的排行。近支宗室王公又不同，用名的第二个字加上排行，譬如晚清民国以来第一京剧名票爱新觉罗溥侗，在家排行第五，人称侗五爷，而不称溥五爷，概因康熙以后诸帝子孙按照允、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排序，同辈之人甚多，如果用表示行辈的第一个字，则不容易区分不同家庭。此前清朝诸帝子孙没有设定统一行辈用字，命名比较自由，称谓从普通满洲习惯。
宗室王公可以依爵位分别称王爷、贝勒爷、贝子爷、公爷。亲王、郡王由于有封号，必冠之，如光绪父亲醇亲王奕譞称醇王或醇邸，而不称譞王爷，贝勒以下由于没有封号，则用名的第二个字加爵位指认，如溥仪的六叔载洵、七叔载涛，皆爵秩贝勒，分别称洵贝勒、涛贝勒。
旗人中的汉军较为特殊，汉姓一直保留，在社交自报家门时，见汉人则冠姓，见旗人则只称名而不冠姓。
汉人以家乡的县令为父母官，旗人则以旗分佐领为父母官。旗人自我介绍时称“某旗第几佐领，某某佐领下”，从来没有称是什么地方人的，倘若非要指认地域，一般笼统称作长白即关外长白山。官员致仕（退休），旗人归旗，汉人还乡。如果籍属京师八旗的官员，不管外放地方任职多少年，也无论怎样留恋其地，一旦致仕都要回到北京归旗生活。
更显荣耀的封号和谥号
人物尊称还有更为显耀的，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一个是封号，另一个是谥号。朝廷赐予官员名号头衔分两种情况，“生曰封，死曰赠。”由此形成一整套封赠官员制度。
封号，一般只有皇帝嫔妃、公主与王公等显赫人物才可能拥有。皇后独尊于后宫，并无封号。嫔妃封号用一个字如淑妃、庄妃、惠妃等，寓意闺房雍肃。古代女子多无名字，嫔妃入宫无封号时以姓氏区别，有封号后以封号识别。今人演绎的清宫剧中，嫔妃如有名字，则多是杜撰。
公主出嫁则赐封号，用两个字。宗室亲王、郡王赐封号，贝勒以下则否，亲王用一字，如礼亲王、恭亲王，郡王用一字或两字，如顺承郡王，康熙长子直郡王胤禔。蒙古亲王郡王一般以其乡土冠名，如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战功卓著者则赐号，如雍正十年在光显寺大败准噶尔叛军的亲王策棱得赐“超勇”封号。两者之外，功臣五等世爵中公、侯、伯，初无封号，雍正朝开始赐封号，一般用两字，最多四字。
封号亦是身份识别的显耀标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称呼使用。
谥号是皇帝、高级官员或知名人物过世后，高度概括逝者一生的品行业绩而为之所立的称号。《逸周书》“谥法解”谓“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皇帝谥号一般由礼官议上。
谥号中，美谥意在褒扬，平谥意在哀婉同情，恶谥意在批评。如周幽王的“幽”意为“壅遏不通”；汉灵帝的“灵”意为“乱而不损”；隋炀帝的“炀”意为“好内远礼”等。
谥号分文谥、武谥与通谥。文官谥号以“文”配字，如文正、文忠、文成等。明清皆以“文正”为第一谥。武官谥号以“武”配字，如武宁、武毅、武襄等，明代以“武宁”为第一谥。通谥，不分文武。以“忠”配字，如忠武、忠烈、忠敬等，一般以“忠武”为第一谥。
谥号属于从严授予的恩典，明代三品以上始能获赐。清代收紧范围，只有一品以上官员去世，礼部才能按例请旨决定是否赐谥。
自宋重文抑武以后，历朝官员谥号皆以获得以“文”配字为荣。在清朝，得谥“文”字者，除了要官居一品以上，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中的任意一条：或是翰林出身，或是任过大学士（包括协办大学士）。满洲高官获得“文某”如文忠、文端等谥号的多是凭借大学士身份，汉官获“文”谥者大都是两者兼备。若非翰林出身，则必须做过大学士，譬如左宗棠举人出身，但做过大学士，所以去世后谥“文襄”。同时期的曾国荃监生出身，虽官至从一品的总督，封一等威毅伯，去世后谥“忠襄”，而不能获“文”谥。他与左宗棠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缺少大学士头衔。实际上，清朝的大学士如不兼任军机大臣，并没有多少实权，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朝廷礼遇性质的虚衔名位。
“文正”谥号为何独贵？
一品大员过世，由礼部请旨获准以后，行文内阁，内阁根据官修《谥法》预拟八个字，经大学士会商删掉一半剩下四个，呈报皇上圈定一个。武官则预拟十六个字，大学士会选八个，再由皇上钦定。
内阁上报的拟单中，不会出现“文正”字样。赐谥“文正”皆出自皇帝特旨。“生则拜相，死谥文正”可谓是宋以后文官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了。明清两代赐“文正”的共有十二人，明李东阳等四人与清刘统勋、曾国藩等八人。
“文正”谥号独贵，福格《听雨丛谈》卷二“谥法”的论述其成因可谓精当：
按《鸿称册》中群臣得用之谥，以忠字为第一，文字为第五，正字为第四十二。然则文正之谥非为至极，何以今人称尚，仍贵文正。盖《谥法》云，肫诚翊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宋人最重道学，以文正二字之义，实与道学表里，因而重之。迨我国初，理学诸子又以道学相尚，推而尊之，遂致相惑不解。其实文正之谥，远出文忠四十字之下也。
显然，这是宋以后尊崇道学的结果。
赐谥又称“易名之典”，顾名思义，逝者得到谥号，从此更换了在人间的名字，世人再提起他时，则以姓加谥号称之。当代历史剧演绎历史人物故事，要把握人物生前与身后的历史界点，不能把帝王、后妃、勋戚、将相的谥号挪到生前使用。谥号与封号不同，逝者生前并不存在，更谈不上作为自称或敬语使用，连故意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此外，在历史剧中，人物称呼的姓名字号也要得当，以免有损于细节。
如今社会全员流动，如果一人拥有多种称谓，必然徒增社会管理的麻烦与成本。昔日这种少数人的“一人多种称谓”的文化现象，可以想见，在当代肯定是难以继续下去的。（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