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称为神童。其中宋真宗时的宋纷、晏殊、姜盖、李淑、蔡伯希等，先后中童子科，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

　　宋代实行童子举后，先后有三百多个神童被推荐参加了童子试，但是中试的很少，不完全统计才三十多人。

　　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盆”两斋。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政和四年（1114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城小学规约办学，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

　　因为京城开封的办学条件好，有的家长为了使子弟能够进入好学校学习，不惜拉关系寻门径，甚至采取冒散县户等手段进入在京小学。也有些富裕人家，不惜以重金聘请家庭教师“次教之五经”，以达到取得神童功名的目的。

　　但如此人工造神，神童质量必定严重下降。对此，宋高宗很清醒：“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试者云集，此虽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也……朕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未闻有登科显名者。”所以，对于这些神童，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另一方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神童，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对于童子试的改革，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考试内容着手。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须赋诗、会诵读、理解御制诗文，以考查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

　　神童被筛选出来了，但是离国家有用之才还差得远。久而久之，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销声匿迹了。

　　王安石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甚为奇之”,并纷纷送钱资助，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网红”神童。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以获取钱财,不再让他学习。于是渐渐“不称前时之闻”，而终成“泯然众人”，最终沦落乡野，无人问津。

　　对此，王安石感慨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神童再聪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也难成大材。（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