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猖狂的疫情,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先进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瘟疫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我国古代，通过抗病防疫造就了不少名医，在民间，流传着很多古代名医治疗瘟疫的故事。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而著名，他在其经典著作《伤寒论》中，论述了多种传染病在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其中不少至今还被沿用。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被后人尊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仍采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仅擅长外科，还用青嫩的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疸病”。（我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证明了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晚清名医吴瑭发明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上使用，被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我国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人痘接种就是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中国的种痘术还传入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后来又传入欧美，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为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如今，每个儿童都要求接种的小儿麻痹疫苗和麻疹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我国古代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为了控制瘟疫的传播，历朝历代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传播。湖北出土的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的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其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救治。清朝政府还专门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中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只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说明中国医生已经认识到天花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并且建立了天花检疫系统。

　　除此而外，古人已经意识到，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对于防疫去病的重要性。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古人用佩兰等草药洗浴，提倡注意饮食卫生，不食变质菜饭，不食生冷食物等等。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明代人还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元代医家还要求人们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我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流传下来的预防疫病的保健习惯。如广东人的中药煲汤，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

　　古人对环境卫生十分重视。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传播。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严禁患病动物和牲畜传染疾病，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凡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金。要求安装地下陶瓷管道排泄污水。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唐宋时期官方大力提倡种树绿化环境，严禁砍伐树木。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车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也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对此，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的太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其使用。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在大疫之年均实行免税减租政策，减轻民众负担，以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历史上的每次大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为避免死尸传染、危害家人和环境，汉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予不等的安葬费。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病疫尸骸迅速掩埋。无人管理者，由地方官负责妥善处置。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不满十二岁者，由亲属将名单上报官府，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主义，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稳定社会的作用。（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