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教师，先后在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从教三十多年，育人无数，荣获各种荣誉无数，官至乡教办主任。在他四十九岁那年，国家最后一年实行子女顶班政策，为了安排在家待业的我的二姐，父亲离开了他钟爱的教育事业，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如果父亲再上一年班，就可以评上小教高级教师，工资还可以多挣千数块，但为赶上这趟政策末班车，为了孩子，还是选择了退休，这让他一辈子感到无奈。

　　父亲在三十多岁时，因为肾结石做了右肾切除手术，自此体质严重下降，但身体稍有恢复，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把一个梁外乡镇的教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乡教办主任，还是可以把家属、孩子安排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向我们公社的许多普通干部，孩子都在这个厂那个公司工作，还有去行政单位工作的。我家早在一九七四年就下了城市户，是国营单位招工的重点对象。不知是信息闭塞，还是条件不够，眼看着邻居家的孩子们进城工作或就地安排上班，这让我们多么羡慕啊。每每遇到这种情景，母亲和父亲商议，是否也去旗里跑一跑，父亲便默不作声，躺在炕上，闭着眼睛，连呼吸都那么微弱，最多一句话：组织上会考虑的。我们知道，父亲为人正直，万事不求人，但内心是极其困惑的。

　　好在我们弟兄三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升学读书参加工作，大姐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合同工，小妹大学毕业去了一家私企打工。只有二姐顶了父亲的班，子承父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日子都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父亲倒也欣慰。

　　父亲退休后，父母那点不多的积蓄还不够垒摞我们全家在树林召新盖的里生外熟的两间房子，眼看着我和弟弟两个大不浪后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老两口很是着急。起先包了农牧学校的几亩地，但也只能解决全家的蔬菜和猪饲料，再后来到他退休的学校拾捡住校学生剩下和丢掉的饭菜，每年喂两口大猪，自己食用一口，卖掉一口，多少能贴补些家用。尽管省吃俭用，每年也攒不下几两银子。

　　有一天，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的捎架上突然多了一个废旧钢筋焊接的架子，里面装了一个纸箱，上面盖了棉布毯子，父亲瞅准了卖饼子的项目。我们坚决不同意，一来父亲的身体本来不好，每天驮上一个大箱子怕身体吃不消，二来骑车上路，有安全隐患，何况他的骑车技术也就凑凑乎乎。父亲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吆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经过协商，父亲答应只给附近学校的学生买，也就一早上的时间。

　　那时，树林召街上加工饼子的食品厂极少，父亲就去粮食局后面的副食品加工厂提货。由于人多，为了赶早，父亲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身赶去排队。尤其在寒冬腊月，不仅天黑，更是冷得要命，尽管父亲穿戴了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但常常冻得浑身哆嗦。等急急匆匆回到学校也已经七八点了，一群学生蜂拥而上，有交钱的，有赊账的，也有调皮的孩子趁人不备拿一个饼子飞也似的跑走了。父亲即使看见了也就批评几句不作深究，孩子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在夏天里，父亲又增加了汽水、冰棍、冰袋、雪糕等消夏冷饮，因为物美价廉，供不应求，很是畅销。因为买卖不错，父亲兴致大增，剩余的时间竟将业务扩大到建筑工地、劳力市场和居民小区，“糖焙子，热焙子。”的叫卖声传遍大街小巷。每天晚上回家，父亲已是非常疲惫了，但还得清洗棉毯、更换纸箱、准备零钱，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当他把一堆杂七杂八的一块两块一毛两毛的纸币硬币倒在炕上整理时，我们既为他高兴，也感到酸楚。

　　让我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刮着沙尘暴，父亲不听我们劝阻还是照样出去了，因为视线差，差点被一辆擦肩而过的汽车卷了进去，父亲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小腿也擦破，鲜血直流，但仍然坚持卖完了所有的饼子。回到家什么也不说，只是我们发现他一瘸一拐，才说出来原委，真让人唏嘘害怕。父亲依然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早早又出发了。在他的两天腿上，有无数伤痕，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碰伤的，有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父亲因为卖饼子还有一个故事。一年，达旗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公安机关久侦未破，足智多谋的领导突然想到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卖饼饼的父亲。父亲想到一个打工的后生好几天不见了，还欠他十几块的饼饼钱。根据这一线索，不久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破获了此案，父亲立了大功，受到公安机关的表扬。父亲没有高兴，为那个不务正业走向歧途的年轻人连连惋惜。

　　我和弟弟先后娶过媳妇后，父亲又卖了几年饼饼才光荣“退休”。弟弟戏称两个媳妇为饼饼媳妇，我们则忘不了这个“饼饼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