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废除春节始末

农历十二月晦日，是传统春节的除夕。这一天也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也在当晚一家团圆中开席。按照传统，当天的祀先，也有将祖先请回来团圆的意思。团团圆圆中的历史和家庭伦理，以及人们在节日中许下的美好愿望，让春节的意义历久弥新。

但百余年前，春节却在被查禁之列。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当时，清室倾覆，民国草创。新政府“改历改元”，原是延续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内中有追求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的意思。改用阳历（又作国历、新历），也就废除了农历（又作旧历、古历），按农历计算的春节便在取缔之列。

相安无事的官、民过年

虽然明文废止了农历，但千年相沿的民众生活，都是遵照农历的岁时节令度日，早已颠沛造次无违于是。农人安排农事、商店清理账目、民间婚丧嫁娶、缔结财产契据，乃至集镇墟市和庙会赛会，无一不是遵照农历。

因而，真要在朝夕之间，下一纸令文，移掉农历，只能浩叹民众难于更始。农历不能遽废，春节也就照过。

袁氏当国，无暇推广新历，反倒每逢春节，让政府“向例放假3日，以资休息”。黎元洪上台后，要洗刷一番，说“春节日，府中各机关在职人员，仍照常办公，亦不得藉词请假”。但也只是恩及官厅，功不至于百姓。

官厅和民间各自过年，社会上就出现了过完阳历年又过阴历年，“一年两元旦之奇观”。若阴历元旦在阳历1月，便是一月过两次年。1925年1月1日，颜惠庆去了一趟陆军部大楼，然后在正觉寺玩了1天。24日大年初一，颜又到段祺瑞、王正廷等“府上投刺致意”。阳历年的热闹，除了官厅悬挂国旗、具文道贺外，常熟的徐兆玮说“（1934年）阳历元旦日，寂无举动，惟小学校放假，稍为点缀耳”。阴历年则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北京政府时期的春节，虽于有乖于改历法令，但政府听之任之，或与民同乐。官、民也能相安无事各自过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厅自认孙中山的衣钵传人，不能坐视民间过旧历年，不奉民国正朔。

查禁中的春节

北伐尚未告成，广州方面便决定废除阴历，厉行阳历。1927年1月9日，留守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总政治部对民初以来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局面，深以为耻，“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要求政府督促民间厉行阳历，开口即说春节：

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悬灯结彩。

1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废除旧历。这条消息也是很晚才传到上海，“（汉口）政府决定废除旧历，元旦次日，令各商店一律开市。”

这一年，不在国民政府辖区的常熟，尽管市面萧条，除夕仍是新年景象。当地人徐兆玮在日记（2月1日）中说，“今日除夕，廛市萧条，闻典当中人极拥挤，夜犹未绝，可想见闾阎之困。”民间最重春节，赤贫人家，到除夕当天，即便到当铺质当，也会略备年货。当铺在除夕夜的拥挤，虽是哀民生之多艰，但也是颇有年味。不在广州国民政府辖区的北京，也是照过阴历年。北京大学放寒假21天，从1月31日起，至2月20日，即腊月廿八到正月十九。而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福建，也有过阴历年的。时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除夕夜有“振玉邀吃年饭”，席间宾主9人，杯盏几巡，“回思旧事，甚起怅惘”。

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1928年的两个新年。阳历元旦，蒋早起，自思责任重大，乃效曾国藩诵“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袁了凡语）立志。时，蒋已决定再度出山，“决然誓之曰：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民生凋敝，党国分崩，余岂可坐视其再误乎？毋求一家之幸福，勉进革命之责任，守此誓言，始终勿渝”。1月22日，“今夕为除夕”，蒋“以夫人来归，乃第一次度岁”，“邀友好与戚眷属，皆来聚坐守岁”。蒋介石在1928年过两个新年，虽有碍政府法令，却在情理之中，也是阴历新年于法理当废、于民情当存的生动写照。

胡适的看法

当时舆论对一年中两个新年的现象，有批评政府的，有反思社会的。胡适认为，“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著时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

(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