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照日格图

今年又不能回呼伦贝尔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过年了。这是我第三次在外过年。

对于现在的我，故乡这个概念变得有些模糊。我今年33岁，前十年在库伦旗一个叫三家子的地方度过，中间十年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度过，近十三年是在呼和浩特工作和生活的。如作家贾平凹所言，父母生活的地方才叫作故乡，那我的故乡应该就是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了。我却发现现在离那里越来越远，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除了几个亲戚，似乎再不认识苏木上的其他人了。在十几年前，走在路上我可以和那里的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算叫不出名来，也知道他住在哪里，父母是谁，干什么的。而现在，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好意思跟他们打招呼。那种擦肩而过的感觉，让我时常怀疑：故乡，真的是跟随人一辈子的标签吗？如果是，我们为何还要越走越远？如果不是，我们为何又在某一个角落想起她时有莫名的感伤？

自从有了女儿阿尔珊娜，家里年的中心就从锡尼河西苏木转到了呼和浩特。我和妻子两个人生活的小家，一下子成了五口人的大家庭。父亲曾担心，在呼和浩特的楼房里，人们怎么祭火？我告诉父亲，我们居住的小区蒙古族居多，有集体的祭火仪式，他才稍稍放心。虽然我和弟弟都已长成大人，甚至成了别人的父亲，过年时父亲依然坚持自己祭火。每年，母亲早早就为父亲准备好祭火用的用品。我和弟弟则负责从西边的草垛里为父亲找来适合的草梗。火燃起来了，父亲要我和弟弟给火神磕头，我们的年才算开始。

在还没有孩子的前几年，回家过年还是不回，一直是我难以选择的问题。几乎刚刚过十一，母亲就打来电话问我过年回不回家，每次我的回答都非常肯定：回。

为了这个承诺，每年我都会筋疲力尽。

大概是2010年，为了弄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我曾在冰冷的火车站售票大厅熬夜排队。还好，那天遇到一位我曾经的同事，他也在火车站窗口等着第二天发售的火车票。我们在火车站聊起在一起工作的时光和彼此的现在，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聊了一遍，看看表，不过是凌晨一点，离早晨六点的售票时间还差很远。于是，我们俩人轮流从火车站旁边的肯德基买热饮和鸡腿吃，抵御寒冷。那天晚上，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他们看书的看书，听歌的听歌，打盹的打盹，煲电话粥的煲电话粥。过了午夜，后面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都排到了售票厅的大门外。没有人插队。大家都知道，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这里的人们都拼了命在等，就算有插队的贼心，也不会有贼胆。

还有一年，大概是2009年，我们曾委托一位朋友让他给我弄两张票。他说火车站有人，满口答应弄两张硬卧票根本不是问题。之前，我过得风平浪静。已经到了出发的前三天，他答应我们的硬卧票依然悄无声息。我打电话问他，他还是满口答应，说两张票不是问题。我虽已变得忐忑不安，也只能硬着头皮等下去。到了回家的前一天，他才递给我两张纸条，拍着胸脯说有了这两张纸条，硬卧一定不是问题。我像得到了一张特殊通行证，拿着那两张纸条上了车，并挤进了硬卧车厢。车厢内已经挤得和硬座车厢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坐在靠窗的小凳子上，直到车厢内熄灯，也没有拿到硬卧票。我摸黑去找纸条上指定的列车长。列车长手里拿了一沓纸条，看来找他的人还真不少。他看了我的纸条，说，只能给你解决一个上铺。过了一会儿，他就过来给我补了一张硬卧票，我让女友爬上那个上铺睡，再把两个皮箱拼在一起，我睡在上面。早晨醒来时坐在我对面那个六岁的男孩说，叔叔像是在练少林武功。我只能苦笑。过了齐齐哈尔，我才有了一张卧铺票，而齐齐哈尔和我要去的海拉尔站只有半天的距离而已，那时我已在火车上熬了近三十多个小时。一路没有睡好的我早已顾不得这些，倒头便睡，直到海拉尔。

有时候也想，干脆买一张机票回家算了。可是看到网上几乎全价出售的机票总会想，如果能买到硬卧，可以用省下的钱给家人多买些东西。坐火车，也能随身携带亲戚们喜欢喝的各种酒，好让他们的年也过得更加有滋有味。每一年，我总是在机票和火车票之间犹豫，舒服和遭罪之间徘徊。

我也曾想过放弃，觉得就为了一个仪式这样折腾没有必要。可是电话里母亲总是给我讲去年过年谁谁的孩子没有回来。她的言语平静，却句句敲打我的心。我想，如果哪一天父母不在了，我就不会再这样来回折腾。

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我家的“洋井”（母亲如此叫它）压出来的水开始伴有黄沙，味道发咸。小时候，我们在锡尼河西苏木东边的山上玩累了，回来时俯下身子，用手捧着伊敏河水喝个痛快，也没有坏过肚子。近年我回家竟然不再适应这种水质，每次喝完就开始闹肚子。爸妈和我开玩笑，你现在是城里人呢，这地方的水开始喝不惯了。其实我也想像小时候那样拿起水瓢，从水桶里舀起水就咕咚咕咚喝个痛快，但身体的确在排异。这是我生活了十余年的锡尼河西苏木对我的排斥。

好在回家后的亲情还在。母亲在我每年下火车之时会准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几点到家。从海拉尔到锡尼河西苏木，乘车还要走近一个小时。此时的她，早早就包好了过年吃的饺子。知道我爱吃纯肉馅儿的蒸饺，没上过一天学的她甚至可以精确地算出我进门的时间，每次我跨进家门，热腾腾的饺子也在出锅。母亲的饺子馅儿，口味都有点咸。她却觉得是我味觉发生了变化：“你们那个呼和浩特接近山西，天天都吃醋，肯定吃不惯我包的饺子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吃饺子沾蘸醋的习惯。我还是喜欢在吃饺子的时候放一点酱油，如果有蒜泥，就更接近家乡的味道了。

过年时我们吃得更咸。除了饺子蘸酱油吃，还做酱牛肉，调制被叫做“胍子”（在饭店里，被叫做“鸡杂”）的小菜，就连稍显清淡的焖子，上桌的时候也被倒入许多酱油调拌。年夜饭的每一道菜都离不开酱油，只有咸味儿，才能唤起我们家味蕾上的“年”。那些少盐少油的科学饮食方式总是与真实的生活有一定距离。看到餐桌上颜色发暗的那些菜肴，这才算过年。后来，我也不再给父母讲什么饮食科学，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生活过得本来就有些寡淡，过年时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也无可厚非。

每次过完年我回呼和浩特，父母也会忙着让我携带足够分量的酱牛肉回去吃。有一次母亲给我带的酱油肉差点超出飞机随身携带物品的上限，被工作人员拦在外面。来呼和浩特小住几日，父母会怪这里的饭菜没有味道。我总理解成他们是在跟我说城里的生活不够舒服。可是，我还要在这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融入到父母喜欢的“味道”中。

昨天弟弟来电话说，他们搬进了新房子。2016年，他们盖了新房。母亲夏天回去看过一次，说家里有自来水，有燃气灶，还能洗澡，和你们城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我打心里为他们高兴，今年，呼伦贝尔的年一定会特别温暖，特别时尚。不过有一句话到了嘴边也没问弟弟：我们家那口“洋井”，你还留着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