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经历成就老舍

初到伦敦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荡几十天后，舒庆春（老舍）终于抵达英国。“德万哈”号客轮停靠在蒂伯里港，码头到伦敦市区20多英里，通关后，他还得再坐半小时火车。在坎农街一下火车，他就看见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易文思告诉舒庆春，住处已给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伦敦北郊的幽静市镇，合租者是舒庆春好友，作家许地山。

两年前，在正直的满族牧师宝广林影响下，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郑重启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征引宗教故事，来表铲除社会积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结识了许地山，一见面就觉得“这是个朋友”，同时结识了担任牧师的罗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学教书，不久因精神崩溃回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为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讲师时，他想到了舒庆春。接下来近5年，舒庆春要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年薪250英镑。

初到伦敦，老舍与校方和房东都相处得和平，但许地山很快离开，使他的乡愁愈发浓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开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广场，那儿离著名的诺丁山和海德公园不远。

老舍与英国人克莱门特·埃支顿同租一楼，后者正在东方学院学中文。他和埃支顿互相辅导语言，还帮对方翻译了《金瓶梅》。初版扉页上，埃支顿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但老舍对这段经历长期缄默。

埃支顿交游广阔，令老舍窥见伦敦底层社会。一位年轻工人，谈吐很好，却时常失业，是个社会主义者。有个可爱的小老头，通晓好几门语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们讨论东西方哲学，却只能帮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与罪恶”。

在楼梯边的小房间里，老舍真正开始了创作。初写小说时，他没信心，给许地山念了几段。许地山回应：“可以，往下写吧！”3年间，老舍写出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以及部分《二马》。3部小说，均获著名的《小说月报》刊载。

成为小说家

1928年，老舍搬进伦敦市区的托林顿广场14号，写完了《二马》。《二马》写马氏父子一年的伦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

父子俩遇到许多文化冲击，还分头爱上了房东温都母女。朝夕相处中，温都母女也发现，马氏父子没杀人放火吃老鼠，还颇惹人喜爱。不消说，爱情终因种族主义成了悲剧。

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的生活，《二马》或许离他很近。他几次跟朋友讲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饭，而遭饭厅服务员奚落。在英期间，他只与几位华人交好，几乎从未摆脱孤独。

在小说里，他描摹过小马的孤寂：“听着街上的车声，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他知道还身在最繁华热闹的伦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独身游荡，好像在荒岛上和一群野鸟同居。”

小说寄出不久，老舍与伦敦大学合约期满，他拿着校方发的80英镑路费，在欧洲周游3月，在新加坡执教半年，攒足路费，终于回到故乡北京——当时已改名北平了。

当问起那段英国时光对老舍的影响时，老舍长女舒济说：“造就了一个文学家。”舒济记得，老舍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和但丁。

老舍曾批评自己的许多作品。《老张的哲学》文字“还没有脱开旧文艺的拘束”；《赵子曰》结构强了，“可文字的讨厌与叙述的夸张还是那样”。《二马》更丰富，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但没写完——原本可能有发生在巴黎的后传，且立意太浅，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而且人物狭窄，大多是“中等阶级”的。

他谦逊地总结：“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评我。”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