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进入中国

　　中国有句老话叫“烟酒不分家”，但相对于酒在中国的悠久历史，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自明朝烟草由菲律宾（时称吕宋国）传入，至今还不到500年。

　　与欧洲一样，烟草首先也是被当作一种药物传入中国的。最早接受烟草的是我国台湾、福建、广东一带。最早记录烟草进入中国的是明代姚旅所撰的《露书》。书里有这样的文字：“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

　　有典籍记载，烟草具有驱寒、疗百疾的功效，于是以烟草代茶、代酒逐渐盛行。到明末清初，烟草已与酒、茶一样，成了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这或许与古人对烟草的过度迷信有关。古人并不仅仅把烟草看成是“提神”之物，而是作为一种“特效药”。

　　烟草在进入中国的同时，还传入了一个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时，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不成想，她在闻到烟草的香味后竟然苏醒了过来。从此，被译名“淡巴菰”的烟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甚至明末人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认为烟草能“当饭吃”，称“凡食烟，饥能使饱，饱能使饥，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

　　明清历朝“禁烟令”难奏效

　　明清两朝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过“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

　　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看到烟草的危害，曾两次颁布“禁烟令”。《玉堂荟记》记载，“己卯（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由朝廷发出的“禁烟令”。

　　当时，有一个会试举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诏开始禁烟，他带着仆人携烟入京，暗地里出售，被稽查队抓到，结果次日被处死于西市。但没过两年又开禁了。崇祯十六年，朱由检再下禁烟令，与上次一样严厉。明末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一书中记载了朱由检再次禁烟一事：“敕禁私贩，至论死。”

　　吸烟全面盛行，是在清代。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今则遍天下皆有矣……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七八，且时刻不能离矣。”

　　中国古代禁烟史上力度最大，且明确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也是在清代。清朝前几位皇帝均视烟草为“妖草”。皇太极入关前，就曾检查过大臣“不遵烟禁犹自擅用”的问题，比明朝崇祯皇帝禁烟还早4年。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后，又发出了几道禁烟令，明确规定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康熙皇帝带头不吸烟，李伯元在《南亭四话》中记载，康熙驻跸德州时曾赋“禁烟诗”：“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后来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也都曾发过禁烟令。

　　古代“禁烟令”虽然多，却从来没真正禁住过，如禁烟最严格的皇太极，仅因“禁不止”，竟然主动撤销禁烟令，只要求民众自种自吸，不要再到朝鲜去购买即可。

　　新生活运动与边区禁烟

　　明清时期国人以吸食旱烟和水烟为主，而近代纸烟的出现则是工业技术的产物。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烟草公司首次将纸烟引入中国，此后中国的纸烟消费量由1890年代的每年910万支，逐步攀至1900年代的每年3.58亿支，1910年代消费量蹿升为75亿支，而同时期美国的消费量也只有85亿支。由于纸烟吸食便利，加之部分通商口岸的国人向往西化，吸纸烟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1930年代，一场由政府领导的不吸烟运动开始了。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在南昌发起的一次社会改良运动，希望借此将中国人改造成有道德、爱国家的现代公民，许多日常陋习被列入其中要求改正。规定中就包括“纸烟勿吸”和“禁吸鸦片”。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要求民众戒吸纸烟。但由于时局动荡、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宣传疲软等因素，该运动一直“蹒跚而行”。

　　据统计，1934年新生活运动发动当年，纸烟销量仅降低2.5%，1935年销量恢复正常，并在1936和1937年持续增长。说明这次由官方主导的不吸烟运动只能是一场镜花水月。

　　在新生活运动开展六七年后，中国共产党也发起了禁烟运动。1942年1月，边区政府宣布禁止任何纸烟入境。3月又禁止售卖香烟，仅允许转口贸易。但旱烟和水烟不在禁令之内，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边区禁烟目的更多是为了限制现金外流。然而，还是有些部门把纸烟列入“特许”入境物资，在这种禁卖不禁吸的情况下，纸烟不可能完全禁绝。

　　1949年国共内战大局已定，当年2月，在东北建立了烟酒专卖制度。1950年全国卷烟工业会议上，计划性生产的国家专卖制度取代了自由生产和销售制度，全国的纸烟业都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中。

　　红线女“递小条”，邓小平带头不吸烟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公众对于烟草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意识，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那时会议中，参会者吞云吐雾的影像资料。

　　1988年4月8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礼堂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举行。根据安排，大会要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作为主席团成员的邓小平同志投票后，回到自己在主席台的座位上等待大家投票。因为多年习惯，他点燃香烟吸了一口。

　　当时采访会议的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尚志回忆说：“我在主席台南侧观察台上的情况，看到有个条子由台下依次往前，递上主席台。小平同志看到条子后笑了笑，就把烟熄灭了。”

　　后来他了解到，条子是广东女代表邝健廉（即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写的，内容是：“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随后，李尚志将此事写入大会特写《投票前后》。报道播发后，引发广泛关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李尚志回忆说，“舆论一片赞扬，称小平同志能接受意见，从善如流。”正如当时的外国媒体所言，这不仅充分说明了小平同志的胸怀，也展示出中国的深刻变化。

　　禁烟的变化，也从这里开始。在随后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一名常委会委员提出禁止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场吸烟的建议。这一“从我做起”的建议得到采纳，会场上的烟灰缸从此销声匿迹，人们再也看不到参会者在人大会议上吸烟的场景，也看不到国家领导人吞云吐雾间与外国友人谈笑风生的画面。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在其他有禁止吸烟标识的公共场所要带头不吸烟；要及时劝阻和制止他人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也不得吸烟、敬烟、劝烟。

　　中国控烟任重道远

　　2006年1月9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在中国生效。应《公约》要求，中国需在《公约》生效5年后，实现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保护公众免受烟雾危害等目标。

　　2008年，为实现29届北京奥运会成为“无烟奥运”的目标，国务院法制办于2007年出台《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要求公共场所禁烟。

　　2012年，由中国工信部等部门联合编制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下称《规划》）。《规划》称将研究制定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法律规定，力争将青少年吸烟率从2010年的11.5%，逐步下降到8.5%以下；成年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8.1%，逐步下降到25%以下。

　　长期以来，中国控烟仅依靠原卫生部2011年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其中提到“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识”。1994年制定的《广告法》是中国控烟的另一依据，提及“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然而，囿于“公共场所”定义不明，惩罚性条款乏力，上述法规的效果并不理想。

　　2015年是中国控烟的转折点。2015年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先行上调卷烟批发环节税率，保证加税与加价双管齐下；新《广告法》也开始实施，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公共场所”发布烟草广告，禁止烟草制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发布的迁址、更名、招聘等启事中，“含有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我国控烟任重道远，破除利益壁垒，改变公众观念，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才是保证控烟的关键。（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