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河，它的蒙古语名字也叫“黄河”。这条河就是萨拉乌苏河，发源于黄土高原西北部的白于山，流经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漠，向东南注入黄河的一级支流无定河。一定是因为它那纯朴的容颜，当地的人们送了这个响亮的名字。事实上，被称作这个名字的河段只有短短的百十公里，然而，近百年来历史在这个偌大的地方演绎了一连串惊世骇俗的故事。

　　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就是在著名的埃及法老图坦卡门陵墓被发现的同期，两位考古专家在萨拉乌苏河谷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和活动遗址。国内权威人士把在这里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河套人”。在此之前世界远东地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萨拉乌苏的发现一时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从此拉开了我国和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

　　同科学技术整体发展一样，考古研究的技术也在突飞猛进。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许多老旧的考古体系被颠覆了。十多年前，学术界将“河套人”距今的时间由3.5万年，向前延伸到7万年至14万年。

　　有关方面的科技进步也引发了现代人类祖先到底是谁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国际遗传学界根据基因鉴定法得出结论：世界上所有人共同的女性始祖是一个“非洲夏娃”。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距今19万年至9万年，地球曾经历了两个冰河时期，原先的绝大多数人类始祖死亡殆尽，只有少量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智人幸存下来。大约在距今7万年前后，这些智人小群落开始了国际漫游，渐次抵达世界各大洲，逐步进化为现代人类。站在这种观点对立面的学者们不承认人类最初的蹒跚学步来自非洲，坚持认为基因鉴定法不足以否定百万年以来人类在大陆各地区逐渐进化而来的结论。时至今日，对这个争议的问题还不能判定孰是孰非。

　　上述争论同样也涉及到“河套人”是不是我们祖先的问题，由于其重新测定年代的拉长，使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扑朔迷离。如果“走出非洲”说是对的，萨拉乌苏的这些远祖们一定难以躲避冰河时期的灭顶之灾，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消失了。即使按照“多地起源”说，凭借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推断“河套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也无法证实他们与文字写成的历史有必然的联系。

　　相对于数以百万年计的人类历史，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只是距离当今最近的几千年而已。像探索浩渺的宇宙星空一样，对人类漫长历史的发掘也不过是刚刚起步，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未来的科学结论。在我国近一个世纪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中，“河套人”一直被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史前人类的主要代表。不管他们是不是我们的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萨拉乌苏河谷是人类历史长河的源头之一。正是从这些类似的源头开始，才有了后来刻镂在甲骨上、冶铸在青铜上、书写在纸面上的文明历史。

　　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田

　　红军长征途经大量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对民族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刚刚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开始思考一种全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

　　毛泽东以非凡的远见卓识，毅然地把过去要建立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其深刻内涵是共产党不仅代表工农大众，而且也代表中华民族。1941年，就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依据这一纲领，边区组建了5个回族自治乡和1个蒙民自治区。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自己解决民族问题的尝试。距离萨拉乌苏河西北不远的城川镇，是第一个蒙民自治区的诞生地，自然也就成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试验田。

　　1945年3月，几经转辗的延安民族干部学院迁址到城川镇。民族干部学院的到来，使蒙民自治区的试验如鱼得水。学院在校园内搭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平台，模拟划分了几个民族区域自治区，以近似于演习的方法研究解决可能在未来遇到的问题。学院派师生积极参与蒙民自治区的各项建设，理论研究的成果在这里得到复制、放大和推广，实践又使学员干部增长了实际工作的能力和才干。民族干部学院为后来大规模的工作需要储备了人才，在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大业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在民族干部学院工作和学习过的民族干部，奔赴幅员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为建立新生政权做准备。1947年5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宣告成立。在随后的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炮火硝烟中，经过民族干部学院学习锻炼的部分民族干部，也踏上了创建其他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陆续建立了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和120个民族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区域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少数民族总人口达到1亿多人。新中国成功地破解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多民族国家的难题，各族人民共同繁荣进步，共同维护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萨拉乌苏河孕育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历史没有忘记这块试验田，现在的城川镇已经成为全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基地。

　　毛乌素的绿色奇迹

　　与古老的萨拉乌苏河相比，毛乌素沙漠实在是太年轻了，它的年龄充其量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学术界后来把毛乌素称作沙地，其实沙地也是沙漠的一种形态，广义上还可以称作沙漠。这片年轻气盛的沙漠像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莽莽撞撞地损毁了萨拉乌苏河的绿色杰作，给这里带来了粗犷、荒凉和灾害。然而，如同一个离经叛道多年的浪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幡然悔悟，又归依到母亲的绿色怀抱，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

　　毛乌素沙漠的形成是自然气候变化和人文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就人为的因素而言，抑或是汉代首次开发就已经开始了沙化的进程。经过唐代再一次大规模垦荒，将这片水草丰美之地演变为沙漠。到清朝晚期，这一带又成为“开放蒙荒”的重灾区之一。近代以后大规模的滥垦有增无减，导致沙漠化的面积急剧扩张。最终在空间版图上形成了连接内蒙古、陕西和宁夏三省区的沙漠带，其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

　　人类向大自然不计后果的索取，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失去了雨水的润泽，炙热焦渴的土地吸干了地表的水份，原先地势低凹处的湖泊枯涸了。流沙吞噬了大片大片的草场和农田，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宛如山峦的沙丘。好多地方的积沙越过了院墙，爬上房顶，甚至是掩盖了整个村庄。来自大西北的沙尘暴像一个巨大的刻漏，通过这条熟悉的路径把沙尘带到了遥远的内地。最严重的时期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不到20%。“贫瘠的土地上产生贫困的人群，贫困的人们制造贫瘠的土地”，毛乌素沙区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面对恶劣的环境和严酷的现实，地处毛乌素沙漠腹地的乌审召人民踏上了治沙之旅。苦难铸就辉煌，乌审召人在艰难和失败中淬炼了刚毅、顽强、拼搏、奉献的品格，他们经受风沙的磨洗和烈日的烤灼，把青春的芳草献给这片死灰一样的莽原；他们在与沙漠的对峙和抗争中，初步学会了如何驾驭和驯服流沙的诀窍；他们把眼泪和汗水播撒在苍黄的泥土中，收获的是胜利的喜悦和欣慰。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在茫茫的沙海中建成了数十万亩林草葱郁的绿洲。197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会议上，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毛乌素沙漠的绿色传奇。会后的第二年，几十个国家的代表目睹了乌审召这片绿洲，尽管当时这里的绿色与浩瀚无垠的黄色对照还不成比例，但是，它让这些治疗“地球之癌”的专家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毛乌素沙漠全域掀起一场防沙治沙的绿色革命。土地草牧场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全社会向沙漠要绿的冲动。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陆续启动和实施，给这个病入膏肓的身躯注入了新的血液。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为沙漠休养生息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高新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为治沙提供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法力。引入市场主体企业发展沙产业，推动了生态、经济、民生的良性互动发展。几十年来，毛乌素沙漠演奏了由黄到绿的变奏曲，乐曲一波接着一波律动，绿色一抹连着一抹的流溢，人们在这片荒漠上谱写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调的乐章。普查结果显示，毛乌素沙漠的植被覆盖度已经达到70%以上。一片数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在地球上悄然消失。

　　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毛乌素沙漠。这片千年以上的沙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浴火重生，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与会的近二百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无不为这里的绿色童话感到震撼和惊叹！荒漠化是地球的硬伤，也是当今世界亟待要解决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毛乌素沙漠的绿色奇迹，为全球治理荒漠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如今的萨拉乌苏河畔呈现出一派亘古未有的新景象。在纡回的峡谷上建成了一座水库，河水清澄，倒映着两岸的绿树青草。登高纵目远眺，蜿蜒曲折的河谷像一条深蓝色的哈达伸向天地相接的远方。河谷农业区土地肥沃，林茂粮丰，这里盛产的有机农产品远近闻名。驱车走进毛乌素腹地，昔日连绵起伏的沙丘已经脱黄换绿，怪柳婆娑，沙柳丛生，蒿草遍地。时而可见一块块现代家庭牧场的人工饲草料地，使用的都是最先进节水的喷灌和滴灌设备。世界知名的苏里格天然气田把上亿年以来生成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内地和沿海的都市。富集的优质煤炭资源正在转化为电能和新型煤化工产品，现代化工厂在大海一样的绿色中显得自然、安详、和谐。一条刚落成的目前国际上变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从这里出发连接到山东半岛，高大的塔架以其坚韧刚健的风姿挺立在高原上。充满浓郁草原风情的城镇，座落在绿色的环抱之中，居住在镇里的人既能感受到大城市的繁荣和便利，又有散居乡村的安适和娴静。几年前这里已经摘掉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生性喜爱唱歌的人们以那自由抒发的词曲，放声歌唱生活中幸福的快意和情感……

　　萨拉乌苏河从远古走来，河水伴随着时光流逝，阅尽了尘寰沧桑。今天这条永恒不息的生命之流，正在书写新时代浓墨重彩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