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商队（如图），共5个人、2匹马、1峰骆驼、1辆车，元代，内蒙古博物院收藏，陶俑外部鎏金，但多已脱落。其中两人为蒙古族造型和装饰，身着蒙古袍，髡发，一人双手互插于袖中，置于胸前，另一人左臂置于胸前，右臂抬起，做牵马状。其中一人为官吏造型，身着圆领官服，头戴高翅官帽，脚踏筒靴，做牵马状。还有一人为典型的中亚人，头戴毡帽，身穿胡服，深目、高鼻、络须，双手互插于袖中，为侧视状。还有一妇女形象，当为汉族，高髻，长袍，面容端庄，体态丰盈，双手互插于袖中，置于胸前。两匹马的造型精美逼真，小耳、短腿，却体态矫健，为典型的蒙古马造型，身上鞍韂齐备，一匹马备鞍，一匹马驮物。一峰骆驼，遍体金黄，身驮重物，用绳子十字捆缚，披幔上有云纹图案。车为典型的勒勒车，车方顶圆，轮辕等部件造型精美写实。展现出一幅行进在草原大漠上的商队形象。

　　国内出土陶商队的数量较多，但都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地区，这一地带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出发或经过的重要地带，东西商贸活动亦十分频繁。

　　丝绸之路有数条干线和许多支线，但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主要有两条：其一，草原丝绸之路，东起内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路；其二，绿洲丝绸之路（也叫沙漠丝绸之路），指经过沙漠地带中片片绿洲的道路。内蒙古地区作为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古代东西文化、贸易的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和历史价值，内蒙古境内陶商队的发现便是其当时商旅文化极其繁荣的体现。

　　汉唐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把中西之间的商业贸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长安通向中亚、西亚以至于阿拉伯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纽带，唐代时这条商路更加繁荣，商队络绎不绝。唐代的三彩胡人牵骆驼俑就是当时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的真实反映。

　　承唐余绪的辽王朝对丝绸之路的经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得辽朝和西域以及中亚、西亚诸国之间的了解加深，同时相互之间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Ｋａｔａ)。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中西交通中影响之深远。

　　元朝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为开放的元朝带来了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不断吸引着欧亚大陆诸多民族或国家的使节、旅行家、商人纷至沓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对草原丝路的繁盛有过精确的记载。

　　由于草原丝绸之路的鼎盛，元代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与历代王朝相比最突出最广泛。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以及元代创制的火铳等在这一时期传播到欧洲。这些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人类文明的交融与进步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