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率部光荣起义，绥远和平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中共中央以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用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即“绥远方式”取得的伟大胜利。绥远和平起义距今已70年，“绥远方式”的精神内涵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绥远方式”与绥远和平解放

　　（一）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绥远方式”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使东北全境、华北的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的江北广大地区获得了解放。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同傅作义谈判，傅作义顺应人民的意愿，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在北平和平谈判期间，董其武就密切关注形势，审慎考虑绥远的出路。在傅作义宣布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当天，董其武即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请示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和平解放绥远是当时绥远各族人民、也是大多数国民党官兵和绥远中上层人士的共同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从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在天津、北平解放时就已经酝酿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1949年1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绥蒙前线人民解放军停止向董其武部队的军事进攻，2月11日，又令第8纵队主力从驻地后撤60公里，减轻对董其武部队的军事压力；停止政治攻势，对其军队称为“友军”。2月23日，毛泽东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在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并提出了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即：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将军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起义。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其中，“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二）绥远实现和平起义

　　为了尽快推进绥远和平解放，实施“绥远方式”，194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与傅作义议定双方各派3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在北平商谈解决绥远问题的有关事宜。华北局的代表是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的代表是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绥蒙区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和具体部署，详尽地阐述了“绥远方式”的意义和方案，并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克服阻力，坚决实行。

　　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双方代表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协商，达成了协议。6月8日，在北平举行《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签字仪式，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和傅作义将军出席仪式。■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  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6名委员在《协议》上签字。《绥远协议》划定人民解放军与绥远国民党部队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通车，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统一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人民币自由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双方互相贸易，均不征收出入口税；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与董方协商解决一切临时发生的具体问题；解放区书报在绥发行；董占区内停止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

　　《绥远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中共中央华北局及绥远省委为保证《绥远协议》各项条款得以落实，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抽调富有统战工作经验以及在金融、贸易、铁路等方面有专长的人员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17日，潘纪文带领联络处全部工作人员由旗下营到达归绥。至此，双方合作执行《绥远协议》的工作迈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一步。

　　绥远和平谈判期间，董其武将军积极配合，5月19日在归绥主持召开了军政革新大会，正式成立“绥远军政革新委员会”，整顿军队、统一军令政令、确保社会治安，积极推进绥远实现完整的和平起义。

　　《绥远协议》签订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绥远国民党部队一些将领对《绥远协议》也有抵触情绪，《绥远协议》落实过程中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砸《奋斗日报》社，枪杀联络处工作人员的血腥惨案。关键时刻，傅作义、邓宝珊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亲赴绥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绥远和平起义得到了绥远军政当局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响应。9月17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蒋介石亲笔信飞抵包头，妄图对傅作义、董其武进行最后的策动。傅、董不为所动，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的企图没有得逞。

　　1949年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聚会，举行光荣起义。会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庄重地发出通电，宣布：“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华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

　　（三）地区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

　　绥远和平起义后，国民党原绥远省政府及各级政权和军队全部保留了下来，要通过和平改造逐步实现地区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这“两化”是艰巨而复杂的改造过程。

　　在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电复董其武将军等起义将领和全体起义人员，高度赞扬绥远和平解放之举，提出：“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下，中共绥远省委迅速着手建立新的绥远省人民政府和军队领导机构。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任，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任，同时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为副主席。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

　　在调整了全省的行政区划以后，各专区、旗县、区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普遍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成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接着，在旗县、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又在乡村等基层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春，各乡、镇、村废除了国民党政府设立的保甲制度，取缔了保甲摊派，随后建立起了新的乡村人民民主政权。废保建政工作的胜利完成，标志着地区解放区化的任务基本实现。

　　华北军区抽调了近2000名干部到绥远担负整编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1950年2月21日到4月底，将起义部队的l0个师、旅约9万余人的正规军和保安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37两个军和1个骑兵第4师。军、师、旅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按照解放军的要求开展政治工作。随后在各团组建了政治处，并向各连选派政治指导员。同时在部队中建立解放军集体领导制度，在团以上各级单位建立军政委员会，在连设立军政领导小组，实行民主集中制。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号召，在部队整训中，把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效地促进了起义部队官兵的思想转变，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请缨出战。11月上旬，傅作义向毛泽东主席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到朝鲜前线参战，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周恩来总理约见傅作义，宣布以原绥远起义部队为主，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移驻河北衡水地区，整训补充，作为抗美援朝的二线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至此，起义部队解放军化，标志着毛泽东“绥远方式”的彻底实现。

　　二、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的重大意义

　　（一）绥远和平起义的成功实现，使绥远地区免遭战火，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发展

　　“绥远方式”使120万绥远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使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军政人员获得新生，使归绥这座塞外文化名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采用和平的解决方式，有利于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从现在起，“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破坏，为经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阎长林说，和平解放对我们很有利，“减少了损失，减少了破坏，特别是对大城市的破坏。破坏容易，再建设起来就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后来，当中央领导乘坐火车进入北平途中，毛泽东高兴地说：“凡是要求和平解决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绥远和平起义后，绥远地区在民主建政，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恢复国民经济，并发展各项社会文化事业，总体面貌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绥远方式”的成功实践，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绥远方式”作为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不仅运用于解放绥远，而且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对于争取国民党集团中主张和平的军政人员向我党靠拢，分化国民党集团，动摇其军心，削弱其抵抗力量，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绥远和平起义后，阿拉善、额济纳旗分别于9月23日、27日宣布起义，内蒙古全境获得解放。受绥远和平起义的影响，山西大同、陕西榆林、湖南长沙和新疆、云南、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也相继起义。

　　“绥远方式”对解放西藏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党中央从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决定采取类似于解放绥远的方式对西藏进行和平解放。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和平谈判，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明确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但何时改革，须征得广大藏民和西藏上层人士的同意。1957年5月，中央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政策。后来，由于西藏发生了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中央采取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政策，提前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对“绥远方式”的发展创新。

　　（三）“绥远方式”的实现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起义人员获得新生，在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于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领导，加入人民解放军阵营，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绥远国民党部队实现和平起义，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在我党我军的教育培养下，成为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力量。

　　1951年9月1日，董其武接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率23兵团于9月3日开赴朝鲜，担任泰川、院里、南市3个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经过整编整训，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已经解放军化的起义部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南市、泰川、院里3机场先后于10月20日、29日和11月4日建成交工。由于第23兵团出色地完成了修建机场的任务，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分别电贺慰问，赞扬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三、“绥远方式”的历史启示

　　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绥远省委和军队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及傅作义。毛泽东主席对绥远工作做了重要指示：“绥远问题谈了大半年，现在实现了第一步。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合作的必要性，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了人民求解放；和平解决，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理所当然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绥远协议》签订后，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的政策深入人心，受到绥远各族各界人士的广泛赞同和支持。九一九和平起义后，绥远军民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分别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来说，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就是走人民的道路。9月25日，董其武发布《为绥远军民起义告全省人民书》，进一步详尽地说明了绥远起义的意义和绥远今后的前途，鼓励绥远人民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使广大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与鞭策，拥护共产党、拥护和平的呼声响彻青城内外。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精华，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从未放弃“和平方式”解决战争的策略，并随着时间、条件与军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创新。“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的成功实现，是毛泽东灵活运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流血斗争和不流血斗争及其它斗争形式的成功范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绥远方式”对推动国家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今年是绥远和平起义70周年，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生活幸福。7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内蒙古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内蒙古各族各界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内蒙古区委主委）

　　链接：

　　绥远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清代设绥远城，管理土默特旗和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事务，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设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设绥远省，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的海勃湾区、海南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分（不包括商都、化德）。省会为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抗日战争时期省会迁往陕坝（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1947年统计，人口约220万。

　　1954年，绥远省建制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