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深耕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的郑永年，在《大趋势 中国下一步》中，从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社会重建、国际关系4个维度，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

　　谈到改革，郑永年言简意赅地指出，“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地方主要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3方面的关系。国内改革大多是从这3个方面入手的，比如“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在政府层级设置中，郑永年主张“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至于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能合并的合并，能收回的收回，能下放的则下放。不难看出，郑永年的这些建议与国务院于2016年起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基层政府，县级治理向来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但“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体上面临着经济、人口、地理条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如东部人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西部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至更少。差别越多，意味着政策个性化需求越突出，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换言之，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一盘棋”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够适应地方特色的充分灵活性。

　　改革必须讲究策略，越是充满智慧的改革，越不可能简单的“一刀切”，否则会给发展造成“硬着陆”风险。当然，改革也绝非迈着碎步，瞻前顾后，否则会跟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而被淘汰。郑永年认为：“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现成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土地改革。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本来是吃不饱饭的无奈之举，无意中却被急于推进改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推广普及，从而叩开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门。

　　对于国企的未来，郑永年认为关键在于走好4步棋，即进一步的企业化、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保持国企的开放性、国企必须“国有化”。简单点说，就是国企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应是公益性事业的兜底，而不是什么钱好赚就往什么里面钻。

　　在郑永年所列的4大问题维度中，国际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显得极为惹眼。“一带一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后，一些欧州国家的踊跃加入热情超出国人想象，自然也加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焦虑。于是，“修昔底德陷阱”论沉渣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系数陡然飚升。

　　在郑永年看来，“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补充，是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发展。

　　就目前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郑永年认为这并非中国霸权的体现，而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必然。虽然历史上比如明朝中国有实力成为海洋霸主，但因为中国传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导致海洋发展难受重视，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醒了国人。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要想更大发展必然面向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郑永年认为一当驳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前两个举措均是表，最后一项才算是里。道理很简单，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千遍一万遍，不如争取更多国家共同发展来得实惠。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胜于雄辩，发展才能争取更多国际受益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所以，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简而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也只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义无反顾地拥抱整个世界，中国才可能在发展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