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第一次读到李健吾先生（笔名刘西渭）的《咀华集》是1984年，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书，主修美学与文艺理论。在课堂上，有几位老师从不同角度讲到了李健吾先生的戏剧、小说、散文创作与文艺批评，其中特别讲到了他以笔名刘西渭刊行的文艺评论集《咀华集》。因老师们的介绍与推崇之故，我和班里几个同学第一次在学校内的书店看到书架上摆出《咀华集》一书，便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接着都毫不犹豫地各买一本。
从相关文献中获悉，《咀华集》最早刊布于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该丛刊从1936年先后共出版10集，每集16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60册《文学丛刊》中，收有当年中国文坛上众多优秀作家的重要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健吾先生的《咀华集》是入编《文学丛刊》凡160册中唯一的一本文艺评论集。我们买到的这本《咀华集》，是花城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重印本。
《咀华集》收入11篇评论文章和2篇附录，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蜚声中国文坛的作家如巴金、沈从文、曹禺、卞之琳、萧乾、何其芳、李广田等当时新发表的作品进行分析、评论。书中不仅有评论者李健吾先生独到的鉴赏和评述（包括直指要害的批评），还有被评论者自己真诚的“自白”、坦率的争辩，堪称是当年中国文坛绽放的一枝奇葩。该书从初刊到现在，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洗礼，今日读来，依然会感到其鲜活的生命力。
笔者不记得细读或粗粗翻阅过这本8万余字的小书有多少次了，只觉得每次都有收获。近来，笔者结合自己对当下文艺评论状况的某些感受与看法，再次重新仔细阅读之，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并再次激活笔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首先，笔者从《咀华集》中读到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李健吾先生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并由此进而见识他自觉的姿态。所谓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即指从事文艺评论工作者能够对诸如文艺评论的性质及作用是什么？做好文艺评论须具备哪些主体条件与素养，有效的文艺评论如何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等问题，有自觉而明晰的认识。笔者以为，这是做好文艺评论的重要前提，唯其有此自觉，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文艺评论的责任及特殊意味之所在，才可能提升事业的庄重感，并为之付出持续性努力；才可能避免盲目性、随意性以及因受这样那样的功利目的驱使而产生不良之举。李健吾先生对文艺评论的认识是明确的。他说：“批评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是老板出钱收买的那类书评。它有它的尊严，犹如任何种艺术具有尊严；正因为批评不是别的，它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它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由此可以见出，在李健吾先生的自觉意识中，文艺评论是评论家独立的精神劳动，同文艺家一样具有创造性，其成果是“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绝非是依赖于评论对象而存在的附属品。
细读《咀华集》中的每篇评论文章，即明晰地发现李健吾先生正是以他对文艺评论的自觉认识而开展评论的。如他对沈从文先生《边城》的评论，文章开头即首先表明自己的评论态度。他说：“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的，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的确，李健吾先生对《边城》及沈从文先生小说创作的分析可谓是“独具只眼”的。他发现沈从文先生是类似于法国作家福楼拜那样渐渐走向“自觉地艺术的小说家”。他认为沈从文先生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了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大多数人可以欣赏他的作品。因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文章对《边城》主人公翠翠的性格进行分析之后，顺带写道：“沈从文先生描写少女思春，最是天真烂漫。我们不妨参看他往年一篇《三三》的短篇小说。他好像生来具有一个少女的灵魂，观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种内心现象的描写是沈从文先生的另一个特征。”我们仔细阅读《咀华集》中的文章，可以从其独到的分析与富有个性化的表达中，感受到文艺评论本身具有的创造性。
在阅读和体会《咀华集》的过程中，笔者不免想到当下文艺评论中的某些问题，并且自然地生出一些感慨。远的不提，就近些年来看，人们对文艺评论的批评甚至是指责似乎时常可见，其中为人病诟颇多的，有人云亦云、缺乏独到见地与个性力量的“庸评”，有堆叠空话、生搬术语的“套评”，有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酷评”，有因人定调、投其所好的“媚评”，有故弄玄虚、用语生硬的“涩评”等等。此外，借文艺评论之名，而迎合某种时尚，拼凑些言不由衷的文字，以求赚得虚名或图点小利者，也不鲜见。诸如此类情况的出现，其原因有多种多样，甚至也不免显得复杂，不过，若对此杂多的现象进行问题聚焦，笔者以为，其聚焦点正是某些写评论的人缺乏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当然，这个认识是再读《咀华集》而得到的新启示。试想，如果每一个准备动手写文艺评论的人，都能够明白并认同“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因此进而认识到“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既然选择了文艺评论，就应当涵养自己的诚挚笃信，并能以哲学家的深邃思考文艺的特质，以艺术家的敏感贴近自己所评论的作品，使自己的笔下文字不传伪情，不发空论，不流虚言。若真能如此，则相信上述文艺评论中的问题，或许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就文艺评论家自身而言，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必然会提升其开展合规律文艺评论的自信。李健吾先生对文艺批评家及文艺批评的作用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材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也许让每一个文艺评论家的所有评论都做到“大公无私”，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但有一点则是应该确信的，即如果我们的文艺评论界有更多的人能有如李健吾先生这样的自觉与自信，那么，相信像当年他所指出的“寄生虫”式、“应声虫”式、“空口白嚼的木头虫”式的评论，今日某些为人们所生厌与指责的赶时髦式评论、人情评论、红包评论以及上述“庸评”“套评”“酷评”“媚评”“涩评”等，必然会少出现许多！
（作者为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