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0岁以下的中国人谈起内蒙古，除了《敕勒歌》这首北朝民歌之外，恐怕能回忆起的文章就是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以及老舍先生的《林海》和《草原》，这几篇文字都是长期入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有的段落还曾经是规定要背诵的。偏偏这些文字都写自同一种境遇和同一个季节——1961年的秋天。

　　请专家们去草原

　　由于1958年以来数年的困难时期，全国物资供应普遍匮乏。作为政治心脏的北京，上至国家领袖下到普通市民，都面临着吃不饱肚子的窘境。这时候，中央已经开始部分纠正此前的一些“左倾冒进”政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正在缓慢向好发展。同时，中央也注意到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普遍身体虚弱、士气有些低落。于是有关领导人找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希望他们能出面邀请这些大秀才去“补补膘”。相对于全国经济的普遍困难，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内蒙古自治区，此时却是蒸蒸日上，人畜两旺，形势一片大好。这一方面是当时中央给民族自治区的政策更为宽松，还给了很多特殊的扶持措施，鼓励他们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自治区各级党政干部励精图治、埋头苦干。所以，当全国各地在三年困难时期普遍物资匮乏，内蒙古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生产秩序，不但保证了本地区人民吃喝不愁，还能调出大量的粮食和牲畜支援全国。

　　就笔者所了解，在1961年7月至9月间，至少有三批文化学者受邀前往内蒙古。一批是部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大约20来位，其中有顾颉刚、章元善、翁文灏等人，他们被集中安排在当时的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市疗养一个月（7月4日至8月7日）。另外两批，都是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团形式，边走边看。一路人马被称为“民族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包括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翁独健、韩儒林、刘大年、王冶秋、金灿然等人，先考察首府呼和浩特和工业基地包头，然后再去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林区，考察时间为7月23日至9月14日；另一路则被称为“中央文化访问团”，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和著名作家、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带队，著名作家、戏剧家老舍、曹禺，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教授吴组缃，作家端木蕻良，音乐家吕骥，画家林风眠、谢雅柳，摄影家郑景康等十多位文化名人成行，他们先是考察了内蒙古东部，然后再去到首府呼和浩特等地访问，考察时间为7月31日至9月20日。这两个团考察路线大致相同，属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讲学和文化传播之旅

　　其实，自治区领导一下子邀请数十位文化名流来访内蒙古，固然是为了帮他们调养身体，也还藏着点“私心”。他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的各项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文化教育和文艺水平相对落后，外界对内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也了解甚少，这些素有声望的专家、学者们此行一定可以带来很多改观，会给草原留下深远的影响。因此，自治区政府和沿途各盟、市、县党政机关对这次接待任务都高度重视。根据每天都写日记的叶圣陶先生记录，在近两个月将近一万五千多公里的行程中，主人基本上把自治区值得一看的“家底”全部展示给他们了。无论是建设项目、自然景区，还是矿山农场、名胜古迹、文物遗存、展馆陈列……几乎毫无保留、有求必应。

　　差不多每新到一地，考察团都会停留数日，用今天的话说算是“深度游”了。每天的安排也都有规律可循：根据路程远近安排1-2个户外考察项目，中午和晚上都有宴请，晚上基本上都有歌舞晚会、京剧表演、放电影等娱乐。这当中，每天的两顿饭一定是重点关注的，因为大多数专家们都是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对于吃什么是很感兴趣的。这在叶圣陶和顾颉刚等人的日记中，有着密集的记录。一路“补膘”下来，对于大家亏空已久的身体状况都有了很大改善。顾颉刚在此之前曾经因为营养不良，瘦得让老朋友都快不认识了，而此行回京之后，“诸友见予，均谓气色好，知海拉尔休养一月实能促进健康”。

　　除了游览之外，各地接待的干部们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大专家，让他们留下一些知识财富。所以，座谈会和学术讲座也是一项规定动作。8月1日，叶圣陶等在海拉尔遇到先期到此的政协疗养团，“政协来游者常为讲习会，各以其所知饷友好。今日有农业大学李连捷讲土壤，以九点始，余往听之。记所闻之要……”全国政协聚集的都是术业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休养一个月，每日开一个高端学术讲座，当地干部群众自然受益匪浅。叶圣陶在日记里也记录他们这一路的部分座谈经历。8月3日，与呼伦贝尔盟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8月21日到哲里木盟（今天的通辽市），与盟委领导班子座谈；8月26日在赤峰，按专业分组进行了数个座谈会……。同时，翦伯赞等人所在的“民族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考察团，一路上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作为对主人盛情款待的回报，并受自治区各地群众和各界人士求知热情的感染，访问团的专家、学者们都很愿意倾囊相授。所以，两个月的访问之旅，其实也是学术之旅和文化传播之旅。

　　万里行程赋新词

　　肚子里的油水足了，腿脚有力了，这些文人们自然不会白白放过眼中的一切，让他们惊叹不已、应接不暇的一切。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黄沙白草无人烟”的塞外荒蛮之地，而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民族自治区域，新的房舍、新的聚落，新的市镇、新的城市和新的厂矿，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建设起来。蒙古、汉、回、满、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不同民族的群众都亲密无间的生活在一起。作家们几乎每天必要吟咏作诗，画家们总是不停地写生留下创作素材，摄影家的快门永远在兴奋地闪动。

　　专家们回京之后的“余震”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仅从《叶圣陶日记》来看，在回京后一直到当年年底，叶老多次参加各个方面组织的座谈会、去不同单位报告内蒙古观感，也接待了多家媒体前来约稿、访谈，宣传内蒙古的建设成就。想来其他旅伴也大致如此。在1962年前后的小半年里，在北京的知识界、文化界乃至全国掀起了一场颇为可观的“内蒙古热”。

　　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史学家回到北京后，在一次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汇报此次内蒙古之行的收获，分享了众多有价值的史料和古迹勘察成果，提出应该纠正一些历史论述中沿袭的不正确说法，进一步端正对北方草原地区和民族史的研究方向。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且影响深远。

　　1962年二三月间，摄影家郑景康与建筑史专家梁思成在北京民族宫携手举办了“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该展览展出了郑梁二人此次访问过程中的摄影精选作品共88幅，真实展示了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和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真实风貌，观者如潮，引起轰动。之后该展览又送到内蒙古进行巡回展出。

　　1963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散文集《远域新天》，书中我们能看到老舍、王冶秋、韩儒林、叶圣陶、顾颉刚、翁文灏、翦伯赞等人为此行撰写的散文。不过，最终沉淀下来并影响长久的传世名篇当属老舍的《内蒙风光》和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老舍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61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而翦老的文章则是发表于同年的12月13日《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两篇文字真正展现其巨大影响力，是在选入人教版的全国通用语文教科书之后。老舍的《内蒙风光》入选小学教材，因为篇幅问题，只选用改编了《草原》《林海》两节，此后长期沿用。翦老的《内蒙访古》入选高中语文教材，有所删节，但整体保持原貌。这些课文已经反复使用了40年左右，诵读过的几代学子少说也有十几亿人次，说它们是传播最广的“内蒙古主题文本”应该没什么问题。

　　老舍先生的《内蒙风光》原文很长，一般教科书节选的林海、草原，是其中最能反映内蒙古自然风光特征的。语言是老舍一贯的口语风格，跳脱、幽默，富有弹性，很适合小学生习作模仿。相比之下，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情感线是理性而深沉的。翦先生是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学术论著是其专长，但这篇文化大散文却让他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学者。之所以说它是散文，因为随处可见文学性极强的表达，如“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的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而一路信手引用的典故、文献、考古报告和考据文字，又让文章充满着学术智慧。

　　在1961年的那个秋天，叶圣陶、顾颉刚、老舍和翦伯赞这些学者名流，欣欣然地走向了北方草原的那片长天大地，与新生十余载的内蒙古自治区相遇，恰如邂逅一位豆蔻华年、尚未涉世的盛妆少女，于是他们拿起了笔、打开了画夹、举起了相机……帮助年轻的内蒙古第一次以全新的形象走向了全国舞台，一直影响到今天以及未来的亿万读者。那真是一场幸会。虽然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各方面事业发展早已超越当年，但那充满文化温度的一场盛会，终究不该忘怀。

　　时光荏苒六十秋，斯人已逝，不朽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