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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域新天徕群贤

——记1961年内蒙古大草原上的一场文化盛会
  □吴海涛

  今天50岁以下的中国人谈起内蒙古,除了《敕勒歌》这首北朝民歌之外,恐怕能回忆起的文章就是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以及老舍先生的《林海》和《草原》,这几篇文字都是长期入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有的段落还曾经是规定要背诵的。偏偏这些文字都写自同一种境遇和同一个季节——1961年的秋天。

  请专家们去草原

  由于1958年以来数年的困难时期,全国物资供应普遍匮乏。作为政治心脏的北京,上至国家领袖下到普通市民,都面临着吃不饱肚子的窘境。这时候,中央已经开始部分纠正此前的一些“左倾冒进”政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正在缓慢向好发展。同时,中央也注意到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普遍身体虚弱、士气有些低落。于是有关领导人找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希望他们能出面邀请这些大秀才去“补补膘”。相对于全国经济的普遍困难,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内蒙古自治区,此时却是蒸蒸日上,人畜两旺,形势一片大好。这一方面是当时中央给民族自治区的政策更为宽松,还给了很多特殊的扶持措施,鼓励他们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自治区各级党政干部励精图治、埋头苦干。所以,当全国各地在三年困难时期普遍物资匮乏,内蒙古却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生产秩序,不但保证了本地区人民吃喝不愁,还能调出大量的粮食和牲畜支援全国。

  就笔者所了解,在1961年7月至9月间,至少有三批文化学者受邀前往内蒙古。一批是部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大约20来位,其中有顾颉刚、章元善、翁文灏等人,他们被集中安排在当时的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市疗养一个月(7月4日至8月7日)。另外两批,都是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团形式,边走边看。一路人马被称为“民族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包括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翁独健、韩儒林、刘大年、王冶秋、金灿然等人,先考察首府呼和浩特和工业基地包头,然后再去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林区,考察时间为7月23日至9月14日;另一路则被称为“中央文化访问团”,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和著名作家、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带队,著名作家、戏剧家老舍、曹禺,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教授吴组缃,作家端木蕻良,音乐家吕骥,画家林风眠、谢雅柳,摄影家郑景康等十多位文化名人成行,他们先是考察了内蒙古东部,然后再去到首府呼和浩特等地访问,考察时间为7月31日至9月20日。这两个团考察路线大致相同,属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讲学和文化传播之旅

  其实,自治区领导一下子邀请数十位文化名流来访内蒙古,固然是为了帮他们调养身体,也还藏着点“私心”。他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的各项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文化教育和文艺水平相对落后,外界对内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也了解甚少,这些素有声望的专家、学者们此行一定可以带来很多改观,会给草原留下深远的影响。因此,自治区政府和沿途各盟、市、县党政机关对这次接待任务都高度重视。根据每天都写日记的叶圣陶先生记录,在近两个月将近一万五千多公里的行程中,主人基本上把自治区值得一看的“家底”全部展示给他们了。无论是建设项目、自然景区,还是矿山农场、名胜古迹、文物遗存、展馆陈列……几乎毫无保留、有求必应。

  差不多每新到一地,考察团都会停留数日,用今天的话说算是“深度游”了。每天的安排也都有规律可循:根据路程远近安排1-2个户外考察项目,中午和晚上都有宴请,晚上基本上都有歌舞晚会、京剧表演、放电影等娱乐。这当中,每天的两顿饭一定是重点关注的,因为大多数专家们都是长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对于吃什么是很感兴趣的。这在叶圣陶和顾颉刚等人的日记中,有着密集的记录。一路“补膘”下来,对于大家亏空已久的身体状况都有了很大改善。顾颉刚在此之前曾经因为营养不良,瘦得让老朋友都快不认识了,而此行回京之后,“诸友见予,均谓气色好,知海拉尔休养一月实能促进健康”。

  除了游览之外,各地接待的干部们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些大专家,让他们留下一些知识财富。所以,座谈会和学术讲座也是一项规定动作。8月1日,叶圣陶等在海拉尔遇到先期到此的政协疗养团,“政协来游者常为讲习会,各以其所知饷友好。今日有农业大学李连捷讲土壤,以九点始,余往听之。记所闻之要……”全国政协聚集的都是术业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休养一个月,每日开一个高端学术讲座,当地干部群众自然受益匪浅。叶圣陶在日记里也记录他们这一路的部分座谈经历。8月3日,与呼伦贝尔盟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8月21日到哲里木盟(今天的通辽市),与盟委领导班子座谈;8月26日在赤峰,按专业分组进行了数个座谈会……。同时,翦伯赞等人所在的“民族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考察团,一路上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作为对主人盛情款待的回报,并受自治区各地群众和各界人士求知热情的感染,访问团的专家、学者们都很愿意倾囊相授。所以,两个月的访问之旅,其实也是学术之旅和文化传播之旅。

  万里行程赋新词

  肚子里的油水足了,腿脚有力了,这些文人们自然不会白白放过眼中的一切,让他们惊叹不已、应接不暇的一切。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黄沙白草无人烟”的塞外荒蛮之地,而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民族自治区域,新的房舍、新的聚落,新的市镇、新的城市和新的厂矿,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建设起来。蒙古、汉、回、满、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不同民族的群众都亲密无间的生活在一起。作家们几乎每天必要吟咏作诗,画家们总是不停地写生留下创作素材,摄影家的快门永远在兴奋地闪动。

  专家们回京之后的“余震”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仅从《叶圣陶日记》来看,在回京后一直到当年年底,叶老多次参加各个方面组织的座谈会、去不同单位报告内蒙古观感,也接待了多家媒体前来约稿、访谈,宣传内蒙古的建设成就。想来其他旅伴也大致如此。在1962年前后的小半年里,在北京的知识界、文化界乃至全国掀起了一场颇为可观的“内蒙古热”。

  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史学家回到北京后,在一次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汇报此次内蒙古之行的收获,分享了众多有价值的史料和古迹勘察成果,提出应该纠正一些历史论述中沿袭的不正确说法,进一步端正对北方草原地区和民族史的研究方向。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且影响深远。

  1962年二三月间,摄影家郑景康与建筑史专家梁思成在北京民族宫携手举办了“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该展览展出了郑梁二人此次访问过程中的摄影精选作品共88幅,真实展示了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和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真实风貌,观者如潮,引起轰动。之后该展览又送到内蒙古进行巡回展出。

  1963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散文集《远域新天》,书中我们能看到老舍、王冶秋、韩儒林、叶圣陶、顾颉刚、翁文灏、翦伯赞等人为此行撰写的散文。不过,最终沉淀下来并影响长久的传世名篇当属老舍的《内蒙风光》和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老舍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61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而翦老的文章则是发表于同年的12月13日《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这两篇文字真正展现其巨大影响力,是在选入人教版的全国通用语文教科书之后。老舍的《内蒙风光》入选小学教材,因为篇幅问题,只选用改编了《草原》《林海》两节,此后长期沿用。翦老的《内蒙访古》入选高中语文教材,有所删节,但整体保持原貌。这些课文已经反复使用了40年左右,诵读过的几代学子少说也有十几亿人次,说它们是传播最广的“内蒙古主题文本”应该没什么问题。

  老舍先生的《内蒙风光》原文很长,一般教科书节选的林海、草原,是其中最能反映内蒙古自然风光特征的。语言是老舍一贯的口语风格,跳脱、幽默,富有弹性,很适合小学生习作模仿。相比之下,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情感线是理性而深沉的。翦先生是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写学术论著是其专长,但这篇文化大散文却让他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学者。之所以说它是散文,因为随处可见文学性极强的表达,如“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的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而一路信手引用的典故、文献、考古报告和考据文字,又让文章充满着学术智慧。

  在1961年的那个秋天,叶圣陶、顾颉刚、老舍和翦伯赞这些学者名流,欣欣然地走向了北方草原的那片长天大地,与新生十余载的内蒙古自治区相遇,恰如邂逅一位豆蔻华年、尚未涉世的盛妆少女,于是他们拿起了笔、打开了画夹、举起了相机……帮助年轻的内蒙古第一次以全新的形象走向了全国舞台,一直影响到今天以及未来的亿万读者。那真是一场幸会。虽然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各方面事业发展早已超越当年,但那充满文化温度的一场盛会,终究不该忘怀。

  时光荏苒六十秋,斯人已逝,不朽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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