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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信仰

  □孔梅英

  凌晨,我给病房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八十岁的老母亲擦拭了头发、脸和手,而后拿出手机,打开女儿发来的视频,一曲清亮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顿时充满了房间。母亲因为二十三年前患脑梗,听力受损严重。我把手机贴到她的右耳边,问:“好听吗?”老人家说“唱歌呢,唱的啥歌听不清楚”。我又把手机移到她的眼前,此时屏幕上方出现“建党99周年”的红色大字。揉了揉浑浊的眼睛,反复眨了眨,母亲忽地坐了起来,说:“建党99周年?今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啊。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建党的,我今年入党六十周年了……”。

  看着母亲眼里闪耀着惊喜的光芒,溢出激动的泪花,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连串的语句,我的心中也迸发出浓浓的激情,被深深地感染了。再一看,母亲鼻孔中的氧气管早已飞到了头顶,像电视天线一样正对着空中输送氧气呢。这一刻,老人家心中的喜悦取代了机体所需的氧气,难道不神奇么?这些天来,母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心肾衰竭、心脏变大、呼吸困难,已抢救了好几次,我真担心老人家挨不过这“鼠年”呢。

  含着热泪、忍着鼻酸、带着好奇心,我连喊带比划地开始“采访”母亲,再一起同她回忆那些遥远的过去……

  母亲出生于1941年,说那时不兴阳历,只记得是农历五月初六,生在甘肃省景泰县芦阳公社芦阳大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外婆共生了14个孩子,但生活贫困只养活了4个,另外10个都夭折了。母亲打五岁起就学会了做家务、放羊和干农活等,八岁那年,还因封建礼教被强制“缠足”,缠到第七天时,脚的大拇指关节就缠折了,撇向一侧,和其余四指紧紧贴在了一起。当疼痛折磨得她死去活来的时候,家乡解放了,共产党解放军挨家挨户地慰问宣传,解救了正在受煎熬的这个可怜的女童。母亲深深记得,解放军医生一寸一寸解开了她血肉模糊的裹脚布,给伤处敷了药,还轻轻地抚摸着母亲惨不忍睹的小脚……

  “这是我人生第一件最最难忘的事。我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长大后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我想,理想的种子就是在那时那刻深深地埋在这个八岁的女童心中的。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白天家里家外地忙碌着,夜晚抽空去村里的“扫盲班”学文化,就这样成了农村里最早识字的一些人。1958年,我的母亲——一个17岁的少女,被任命为“铁姑娘队”的队长,带领着45名妇女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工程,还在当时甘肃省黑山煤矿的前山、后山及今天的营盘水一带大炼钢铁。由于业绩突出,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劳动模范、优秀民兵代表,并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1960年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1960年7月1日,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她向往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一员,孩童时期心中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

  人生无常,母亲的命运异常坎坷。由于婚嫁,她放弃了生她养她和带给她荣耀的第一故乡,同父亲结了婚,辗转从甘肃来到了内蒙古,有了我们。我在家中排行老大,记得小时候,我们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八个,还有奶奶、姑妈一起生活,一家子十二张嘴需要养活。母亲那时是个裁缝,每天起早贪黑地做裁缝活赚钱,晚上我睡觉时母亲就点着煤油灯佝偻着背坐在缝纫机前,早上醒来母亲还坐在那里。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紧张,粮食、布全部都要凭票购买。那时候还没有化纤织品,都是纯棉布,很不结实,一条新的华达呢裤子穿在我腿上不过三五天还没洗水呢,膝盖、屁股那里就开眼了,别说母亲发愁,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都开始发愁了。

  记得有一个放羊的大伯,他家也是孩子多,布票不够用。每到春夏交替,他就把棉袄拿来改成夹袄夏天穿,把大人的衣服改给小孩。这位大伯有狐臭,那衣服一拆,我们全都捂着鼻子往外跑,母亲也是拆几下就跑到门口佝身干呕,然后抬头吸几口新鲜空气再进屋接着拆,每改完一件衣服,我觉得母亲快把那肠肠肚肚都“吐出来了”。后来我们就不让母亲接他家的活,费劲不说还常常没钱付加工费。母亲却说“不要那么说。妈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扶贫济困呢,要团结帮助群众。”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母亲没有要去外出上班的工作,但党组织生活从未缺席。有一次开会回来,母亲坐在缝纫机边哭,父亲就问原因,原来是开会时请了群众参加给党员提意见,有人说母亲没管好儿子,跟人家孩子打架了。父亲脾气大,一听就嚷:明明是他家孩子以大欺小反怪别人,说着就要出门找人算账去。母亲立刻制止了父亲,又把我们召集来“上课”,给我们兄弟姐妹提要求,教育我们必须懂得忍让,她说宽容良善是做人的根本。在母亲的严格要求和时时提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努力上进,靠着刻苦学习,全部考上了大中专院校,那在当时真是值得骄傲炫耀的“资本”,父母亲一直引以为荣。

  由于长期的辛苦劳作,母亲在1997年突发脑溢血,虽然得到了及时救治,但听力、语言都逐渐衰退,近年来开始伴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但是,不论身体状况如何,她总能记得要亲自交党费这件事。现在科技发达,儿孙们多次想通过网络代她缴纳党费,但老人家就是不能够相信。前些年行动方便的时候,她还每年两次自己带着“红本本”坐班车去自己的组织关系所在地——百里之外的嘎查村交党费,近十年行动不方便了,母亲就“下命令”让儿女们开车送她去,还是要带着“红本本”。人家说现在不用了,网络管理,她不信,老太太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总要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母亲的生命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她总不忘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使命。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中有五人入了党,到现在,加上儿媳、女婿、孙辈们,大家庭里有18名中共党员。这,才是母亲最满意的。就像一棵蒲公英散开了,带着质朴,带着清香,一代一代飘啊洒啊,她洒在了内蒙古大草原,也正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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