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墉人生早期主要是在各地做地方官，这段时期他刚正不阿、为民除暴，革除了科场、官场不少弊端，一度被百姓称为“刘青天”。后期调任京官后，刘墉开始奉行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渐渐失去了早年的锐气。分析刘墉前后变化之反差，归根结底是“好人主义”在作祟。

　　所谓“好人主义”，看起来四处讨好、左右逢源，听起来似乎是与人为善，实质上却是无原则、无底线的“和稀泥”。孔子称“好人主义”为“乡愿，德之贼也”。孟子更一针见血指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揆诸现实，也有不少人仍然奉行“好人主义”处世哲学，他们披着“好人”的外衣，不敢正视问题和矛盾，宁愿多栽花、不愿多栽刺。“好人主义”说到底是一种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老好人”有害无益，是原则面前的“眼中钉”“肉中刺”，是风气建设的“拦路虎”“绊脚石”。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试想，一个单位如果“好人主义”盛行，人人两面生光，处处一团和气，总是让“老好人”得名又得利，势必会造成纪律松懈、制度废弛、公平丧失、人心涣散，也定会助长歪风、滋生邪气。因此，必须痛下决心铲除“老好人”滋生的土壤。

　　根除“好人主义”，要始终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做到既坚持群众公认又不简单以票取人，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占便宜。要持之以恒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断补足精神之钙，坚定不移讲忠诚，坚定不移严纪律，坚定不移立政德。要用好批评和问责这两把锐利武器，坚持批到点上、治到症结上，对那些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造成严重后果的“老好人”严肃问责。不仅如此，还要为那些想说真话、想干实事的党员干部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提供保障，让更多党员干部说真话、做实事、求实效。

　　苏轼《晁错论》中指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至今仍不过时。广大党员干部不仅不能让自己陷入“好人主义”的怪圈，更要敢于对“好好先生”唱黑脸、动真格。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