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4年的集中考察，共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其中仅在甲渠候官一个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房舍遗址内，就发现近900枚木简，其中有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有的公文册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人们猜测这大概是甲渠候官的档案库。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后，内蒙古考古所在1999年、2000年、2002年3年间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发掘，获得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居延汉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最早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是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69年），时间跨度达270多年，堪称当时西北边疆军政生活的百科全书。”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丁勇告诉记者。

　　已发现的3万余枚居延汉简，大多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如记载政策和重要事件的文书、官吏任命书、追捕罪犯的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等，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卷颉篇》等，以及一些医简，反映了汉代的科技文化水平。有的简册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成为《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哲学、民族以及日常生活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试图解决北部边区安全问题，发动了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及漠北之战，匈奴主力退出河套及以西一带。河南之战及漠北之战后，西汉兵锋直指漠北匈奴单于庭，所控地域北界已经达到蒙古高原中部。汉朝在弱水黑河两岸建城池、筑长城、修塞障，戍边屯田。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紧密相连，成为河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桥头堡。

　　然而，不要说汉代在西北边疆如何驻军防卫，有多少烽燧、多少兵马，《史记》《汉书》没有告诉我们，甚至连“河西四郡”究竟是哪四郡，各是何时设立，都无从知晓。

　　而居延汉简，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司马迁、班固也未曾告诉过我们的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