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延迟退休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趋势，延迟退休的共识逐渐清晰，方向路径逐渐明确。

　　第一，延迟退休年龄符合我国不断提高的人均预期寿命。我国目前法定退休年龄基本沿用了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及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对退休年龄的规定。其中对正常退休的规定是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一规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当时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件、用工方式等诸多因素确定的。195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仅为40岁，女性仅为42.3岁。但是，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男性达到75.8岁，女性达到79.0岁。从我区情况看，2019年，全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1岁。在上世纪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合理的，但随着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当前退休年龄标准明显偏低，今天仍沿用以前的退休年龄则显得不合适了。

　　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发展以及经济增速放缓，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发展趋势。过去的20年中，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等西方国家相继立法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多数国家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了65岁，有些国家甚至提高到了67岁，以应对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养老金支付成本上升及财务可持续性的挑战。

　　第二，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带来的压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1亿人，占13.50%）。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从我区情况看，近年来老年人口规模继续扩大，老龄化速度加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区60岁及以上人口为475.72万人，占我区总人口的19.78%，比2010年上升8.30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313.89万人，占我区总人口的13.05%，比2010年上升5.49个百分点。12个盟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其中，有2个盟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我区老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我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期。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挑战，突出表现在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力资本存量减少、社会保障压力提高等方面。而中国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却依然维持较低的退休年龄规定，将对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压力。

　　第三，延长退休年龄可以适应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使劳动者实现“老有所为”。按照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统计，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25亿人的峰值，从2012年开始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人以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从总量看，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虽然从总规模上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居全球第一，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幅度在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将减少3500万人。从我区的情况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区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下降8.2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下滑趋势。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是破解劳动力供给短缺、开发老龄化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认为，依据国外经验，延迟退休进而提高老年人的就业参与率，是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的一种办法。如日本、德国的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都比较高。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过去相比，社会的劳动条件已大大改善，自动化、人工智能可以逐步替代一部分苦、脏、累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以更好地发挥老年人的潜能，鼓励他们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是劳动者可以实现“老有所为”最直接的举措。

　　针对有些人担心延迟退休年龄会不会给就业市场带来压力抑或是老年劳动力会不会与年轻劳动力争夺就业岗位，乃至会不会阻碍年轻人的晋升之路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认为，延迟退休不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因为是渐进式延迟，每年因为延迟退休而多出来的劳动力不会太多。其次，现在老年人跟年轻人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同，技能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双方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无法互相替代。比如，在以年轻人为主的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领域，延迟退休带来的影响就不明显。最后，延迟退休也可能会提高老年人的收入，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从国外的具体实践来看，在绝大多数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国家，老年劳动力与青年劳动力大都能够互相补充。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势在必行，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能够在自愿的前提下，将60岁至65岁年龄段人口转化为有效劳动力，我国“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延迟退休的劳动者也可以继续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第四，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延长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期。从目前的情况看，退休年龄与受教育年限延长已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上世纪50年代相比有了显著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9.91年。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国家培养了2.7亿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各类人才。中国新增劳动力中有48.2%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3.6年。从自治区情况看，2020年全区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08年。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进而推迟了劳动力就业的平均年限。因此，维持原来的退休年龄规定将大大缩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陶一桃指出：“普通人读到硕士、博士已经是二十八九岁，当他成为教授的时候，基本是在四十岁，这算是很快的。那么当他成为教授起工作到退休，加起来也就是20多年时间，这样算起来，社会教育的投入和教育的收益相比，性价比是不高的。”随着人们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相应推后，特别是在高校、医院、科研机构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学历人员集中的行业和单位，情况尤为突出。劳动力可能处在人力资本高峰期退休，这既是人力资本的浪费，同时也会转而抑制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人力资本总量的提高。随着延迟退休的推进，一大批具有知识、经验和技能等优势的大龄劳动力可以继续留在市场上，劳动力资源会得到增加和补充。

　　（双宝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钰琦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