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沟遗址的发掘第一次辨识出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填补了龙山文化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空白。

　　受自然环境影响，朱开沟地域人群适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由农转牧或半农半牧，形成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朱开沟文化为探索中国北方畜牧经济起源与发展进程，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小山沟里重大考古发现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朱开沟村。“朱开”，蒙古语，汉语意为“心脏”。朱开沟村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朱开沟水自东北向西南流，至纳林塔注入束会川，再向南流进入 牛川、窟野河，后汇入黄河。遗址分布在沟壑纵横的朱开沟沟掌处，在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范围内，断断续续都有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迹分布。

　　1974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田广金(1938-2006)在为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举办文物干部培训班时，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小山沟中，发现了朱开沟遗址，由此，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朱开沟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

　　田广金和他的团队在其后的10年间四进四出朱开沟，确定和命名了“朱开沟文化”，提出了“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的经典论断，开启了先秦时期北方民族的考古学研究之路。

　　20世纪70年代的朱开沟，沟壑纵横、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环境恶劣，发掘工作极为艰苦。经过考古人员四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中有成片居址和墓地，共发现房屋居址83座，灰坑207个、陶窑址3座、古墓葬329座、儿童瓮棺葬19座。这里出土了鄂尔多斯高原最早烧制陶器的窑址，共发现遗迹640多处，共出土文物1250多件。特别是在1983年的发掘过程中，在遗址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短剑、青铜刀及随身佩戴的青铜装饰品等。遗址的发现对于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谱系、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农业经济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化、与中原地区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4年，在苏秉琦的倡议下，召开了“内蒙古西部区原始文化座谈会”，苏秉琦、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刘观民等全国知名考古专家详细研究了朱开沟遗址的考古资料，将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文化的确立，证明距今4200年-3500年前，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居住着一支具有自身特征的人类集团。他们是以距今约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即“海生不浪文化”）在本地区延续生存、发展下来的人群为主体构成的，同时也吸收、结合了部分周边地区人类群体的文化因素，共同创造了本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辉煌历史篇章，同时对周边地区的人类集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介绍，朱开沟遗址的居住房址，是继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树巢居住、洞穴居住和帐篷居住的方式以后，朱开沟遗址古居民已经会建造木骨泥墙式的茅草房屋了。朱开沟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房址全部都是单间房屋建筑；这些房址中面积最大的约41平方米，多数为10-20平方米左右。房址多为浅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房址的平面形制非常规整，多呈方形或长方形。

　　同时，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遗迹、遗物的综合分析确认，遗址的时代上限为距今4200年的龙山青铜时代早期，下限为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前后延续约800年。

　　房址在内蒙古发现成规模的聚落遗址较少，其建造方式与布局为探究当时人群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居住房址表明朱开沟古人类开始定居生活。”甄自明说。

　　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在《试论朱开沟文化》中介绍：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内涵丰富、年代跨度大，陶器群看似包含不同特征的器物组合，细究之下，不同的陶器组合之间还是存在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其所体现的应是同一考古学文化，这也是朱开沟遗址最具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之一。

　　发现我国迄今年代最早青铜剑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有铜戈、铜刀、铜短剑等。凹槽青铜短剑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一把铜剑，堪称“中国第一剑”。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党郁介绍，中原青铜器以礼器为重，而北方系青铜器以武器和装饰品为重。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长城沿线地带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广泛，甚至与中亚、西亚各地区产生了诸多的联系，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早期的一条青铜之路。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长城沿线地带各地区人群的交融。

　　孙金松、党郁所著《内蒙古青铜时代考古综述》称，随着对朱开沟遗址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及对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遗址的发掘，学界基本辨识了以蛇纹鬲、带钮鬲、花边口沿鬲或罐、盆型甗、三足瓮、截面呈逗号型的石刀和具有北方系青铜器早期风格的镞、环首短剑、刀等为典型器物特征的朱开沟文化内涵，填补了龙山文化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空白。

　　党郁还介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时代属商代至西周初期。该地区属于商周文化的影响区，为鬼方、土方方国文明，以本地文化为主，发现有商文化陶簋、铜爵残片、铜戈和銮铃等，与陕北、山西北部发现的李家崖遗址、柳林高红遗址共同组成了夏商文化中心区以北地区可与之相匹敌的方国文明。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短剑、直柄刀、臂钏、耳环、指环、针、锥等较早的北方系青铜器组合，为探索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发展

　　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的朱开沟展区，展出从朱开沟遗址发掘出的大量青铜器、石镰、陶鬲、陶甗、三足瓮等，表明当时朱开沟部落集团以农业经济为主，拥有家畜养殖业、手工制造业、酿酒业等，晚期已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

　　蛇纹鬲是朱开沟遗址独具特色器物群中的典型代表。器物均为砂质薄胎，通体饰规整的浅、密细绳纹，在绳纹之上饰有各种直线、折线的细泥条附加堆纹，类似于爬行的蛇状。

　　据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介绍，朱开沟遗址就是蛇纹鬲的起源地，蛇纹鬲具有浓厚的地域时代特色，之后远播到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地区，是研究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遗址发掘出鄂尔多斯发现最早的镰刀——磨光石镰，表明生活在4000年前的朱开沟人，已经在使用石镰来收割农作物，足见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绝非一般。而出土多件盛酒的陶盉和饮酒的陶杯，说明朱开沟古人类的农业相对较发达，粮食已经基本能满足居民生存的需要，多余的粮食才能满足部落居民享用美酒的行为。

　　随着鄂尔多斯地区自然气候变化，先民们无法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农业经济形态已无法保障人类的生存和需求，而畜牧业经济则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朱开沟人没有像祖先及周邻其他古人类群体那样，简单地逐气候而去，而是顺应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发展。朱开沟文化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最终被牧业经济所取代。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盖之庸认为，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旅融合让遗址活起来

　　朱开沟文化的分布地域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向南分布至吕梁山至晋中以北和陕北地区，向北到阴山山脉脚下，东界可至张家口地区，往西至贺兰山东麓。

　　朱开沟文化的分布范围虽然不算十分广阔，但向四周地区的渗透力却极强，显示了该部落集团强大的生命力。至商代晚期，活跃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一些“方国”，便是由他们构成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称，古文献上记载的“荤粥”“土方”等均广泛分布于内蒙古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文明共同缔造了影响深远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格局。

　　2021年，在朱开沟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起了唯一以“朱开沟文化”命名的专题博物馆，《尘封的草原历史  辉煌的古代文明——朱开沟遗址展览陈列》主要由寻找朱开沟——偏僻山村惊现古代文明、挖掘朱开沟——考古发现震惊学界社会、展望朱开沟——保护利用共促文旅融合三个单元组成。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甄自明多年从事朱开沟文化研究，他告诉记者：“田广金、杨泽蒙等专家学者为朱开沟遗址的深入研究呕心沥血、成果丰硕，专著不下数十本，论文数百篇。这些不仅推动了研究的继续深入，也凸显了朱开沟遗址在我国考古界、历史界、文化遗产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朱开沟也必将成为鄂尔多斯乃至全国文化旅游的胜地。”

　　作为纳林陶亥镇打造朱开沟遗址、战国秦长城、陶亥召，一圈三景点文化旅游圈的重要支点，朱开沟遗址也将被打造成为伊金霍洛旗，乃至全市、全区、全国的文化旅游新地标，矗立于鄂尔多斯高原。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郭伟伟 武峰　实习生 依茹）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