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砺砻  冯丽丽

　　类书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从我们信息时代的视角来看，类书就是古代的“数据库”。北宋著名类书《太平御览》是中国类书之冠。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据《周易·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分55部，以示包罗万象，所谓“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治乱废兴之由，道德性命之奥”。部下又分550门，共计1000卷。此书以皇家之藏书及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类书为蓝本，修订增删而成，纂集宏富。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2579种，所引用五代以前之古籍文献十之八九今已亡佚，更显此书弥足珍贵。此书编纂体例是每条引证都先写书名，次录原文，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加己见，所采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小说和杂书引用很少。正文作大字，注文作双行小字，附于本句之下，较其他类书更为明晰，而且内容充实，裁剪得当，读来趣味盎然。《太平御览》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类书”。

　　《太平御览》由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3月，完成于八年（983）10月，初名《太平总类》。据传此书成书后，宋太宗赵炅日读3卷，一岁而读周，故下诏改名为《太平御览》。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太平御览》1000卷，宋李昉辑，明万历二年（1574）周堂铜活字印本，160册20函。版框高20.8厘米，宽15.3厘米；开本高28.8厘米，宽18.2厘米。半叶11行，行22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单白鱼尾，鱼尾上镌书名，下镌卷数、页码。卷前补抄万历元年黄正色撰《刻太平御览引》，首页钤阴阳合璧长方印“东山藏书”、阳文方印“习静堂主人珍藏”；次列补抄小引、总目。若干册首页版心下镌“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余部”或“宋板校正饶氏仝板活字印行壹百余部”等字样。

　　明周堂铜活字印本《太平御览》刊印过程较为坎坷。隆庆二年（1568），闽人饶世仁、游廷珪等在无锡制字始印《太平御览》，印成十之一二半途而废，其后活字被常熟周光宙、周堂父子，无锡顾肖岩、秦虹川三家购得。直至万历二年（1574），周光宙和二家商议，借得二家所藏旧本，在无锡继续印行。但周光宙年事已高，没有完成该书的全部印刷，周光宙去世后，其子周堂继续完成印制。康熙《常熟县志》卷二十《儒林传·光宙传》云：“周光宙初名照，后以字行。”卷十二《监仕周堂小传》云：“堂号学川，解元光宙子，云南布政司检校。”在识语中周堂自述父子二人博览群书，醉心于《太平御览》，购求活字，考订厘辑，做了大量考证校勘工作。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宋代雕版印刷业发展到全盛时期。为了克服雕版印刷的缺陷，宋代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新。活字印刷术之印版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等。明代的活字印刷术比宋元时期有较大的进展，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用活字铜版刊印《宋诸臣奏议》，后来又印有《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百川学海》等。此外，在常州、苏州、南京、浙江、福建等地也都有用铜活字刊印的书籍。虽然如此，明活字本存世的数量亦非常有限，而此周堂铜活字本《太平御览》为中国历史上以活字印刷术印制的卷帙最浩大的一部书籍，是中国活字印刷工艺和能力的标志性作品。由于卷帙庞大，该书流传、刊印、保存极为不易，当时只刊印了百余部，现存世者已极为稀见。该版本在《太平御览》的流通、刊印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科技巨著   《天工开物》

　　□马小江

　　《天工开物》是一部科技巨著，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记载了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技术，作者是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

　　《天工开物》内容非常丰富，把各生产部门分为谷类、棉麻作物栽培，食品加工、制盐、制糖、制陶、榨油、造纸、冶铸、兵器、舟车制造和珠玉采琢等18类，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所有生产、加工部门。在具体介绍各种物品、生产工具及生产流程时，还绘有120多幅插图，画面直观生动，描绘了生产过程和各行业劳动人民的形象。该书对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进行了全面总结，记述了中国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后来，书被传到国外翻译成日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多国文字。

　　宋应星有个好友叫涂绍煃。可以说，如果没有涂绍煃，《天工开物》就不会传世。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自序中感慨地说，祖上虽是官宦之家，但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他和长兄多次会试落榜，贫无足资，经常连买书钱都拿不出来，他只有把平时所见所闻记录在方寸纸间。多亏同乡涂绍煃是位相契之友，在德行上追求完美，不但有伯乐之眼，还有古道侠肠，慨然出资帮他刻印书籍。崇祯十年（1637），涂绍煃出资刻印《天工开物》（简称涂本）。

　　明清鼎革之际，清军攻入江西。涂绍煃携家人出走，船行君山湖时遭遇大风，全家罹难。这之后，宋应星避世隐居不出。清中期以后，《天工开物》早已不在国内传播，唯收藏者坚持不懈。宁波藏书家蔡鸿鉴以所居墨海楼（一作墨懈楼）储书，先后收集了镇海姚燮大梅山馆藏书、抱经楼卢氏藏书，以及因太平天国战乱中落的江浙巨家大户的藏书2万余册。蔡鸿鉴去世后，其子蔡和霁继承父志，又先后购藏200种5000册明代典籍。蔡和霁去世后，墨海楼藏书2879种30441册抵押给李氏，其中就有《天工开物》涂本。李氏建萱荫楼典藏群书。1951年，李氏嗣子李庆城将全部古籍捐献国家，庋藏于浙江图书馆。涂本《天工开物》在郑振铎专门安排下，调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由国家典藏。

　　涂本之后，约明末清初间，书林（建阳书商称号）杨素卿刊刻《天工开物》（简称杨本）。书商刻印《天工开物》，说明当时社会对该书的需求。目前，《天工开物》涂本、杨本传世者各只有三部，国家图书馆各收藏着一部。

　　当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认为《天工开物》可与狄德罗主编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媲美。20世纪后，《天工开物》的英、日全译本都得以出版。宋应星及其著作给人类留下的技术和精神遗产，也引起当代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至臻至美  《十竹斋笺谱》

　　□胡胜盼

　　笺，特指古代一种精美的纸张，多作书信通问之用。笺谱由笺纸集辑装订而成。明清笺谱以《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百花诗笺谱》最为著名。

　　上海博物馆馆藏《十竹斋笺谱》为明末清初十竹斋创始人胡正言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 所刊刻的一部诗笺图谱，纵21.3厘米，横13.8厘米。全书共四卷，卷首有李于坚《小引》和李克恭《叙》；卷一为《清供》《花石》《博古》《画诗》《奇石》《隐逸》《写生》；卷二为《龙种》《胜览》《入林》《无华》《凤子》《折赠》《墨友》《雅玩》《如兰》；卷三为《孺慕》《棣花》《应求》《闺则》《敏学》《极修》《尚志》《伟度》《高标》；卷四为《建义》《寿征》《灵瑞》《杏字》《韵叟》《宝素》《文佩》《杂稿》，总计 33 个专题、268 幅图画。胡正言是中国明代末年书画篆刻家、出版家，也是一个大胆革新的艺术创作家。因其家中庭院种竹十余株，所以将其居室名为“十竹斋”。

　　《十竹斋笺谱》全卷均以饾版、拱花技法印制而成。饾版，是因制版雕版极其琐碎堆砌，木板数量众多，犹如五色小饼的“饾饤”累积入盆中，故得其名。饾版印刷，就是按照彩色绘画原稿的色调不同，把画面的阴阳向背、浓淡层次，分解成若干套版样，用笔和雁皮纸勾描分解画面，准确地勾画出各色块的轮廓线，以区分出色彩的区域和层次，按照与原作相应的各种线条图案和皴法的风韵，将每一种颜色都分别雕一块版，再依照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通过这样繁琐的工序印制出来的印作，原汁原味保持了中国画的本色和气韵，加之所用国画颜料和宣纸等原材料与原作相吻合，因而极具丹青风貌和民族艺术特色。

　　拱花，是木版水印中一种不着墨的刻版印刷方法，类似于现代印刷技术中的凹凸印刷，用雕好的凹凸两版相嵌合，拱在宣纸上，使版面上能够拱起各类浅色或白色的纹饰，用凸出的纹饰线条来表现所绘花鸟鱼虫之神韵、器物珍玩之精妙、自然山川之行云流水，看起来非常素雅工巧。直至现代工艺美术中，压凸印刷还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各类印刷制作之中。

　　《十竹斋笺谱》在技术层面上代表了中国套色版画发展的高峰。笺谱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以绘有简洁器物的笺画形式讲述古代先贤轶事与经典故事，传达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文化意涵。其所运用的饾版、拱花彩色套印技术，使中国古代传统水印套色版画达到完美精妙之境，堪称古代版画艺术之杰作，同时也翻开了世界印刷史上的新篇章，成为中国版画史上成就最高的彩色套印版画。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版画史图录》中提及： “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

　　司马光手书

　　《资治通鉴》残稿

　　□李喜庆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正史及200余种杂史，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全书共计294卷，另目录30卷，《考异》30卷，总计300万字。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钦赐《资治通鉴》之名，亲自作序，赐给司马光。此序后来保护《资治通鉴》免遭毁版之灾。

　　这部鸿篇巨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叙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起，一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跨越16朝、共1362年的历史。被后世誉为是“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的“帝王之书”。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资治通鉴》手稿残稿是司马光手书原稿，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29行，465字。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一年的史实。手稿的一部分是写在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写给司马光及司马旦（司马光长兄）的书札上，书札的原文已经被司马光涂掉了。

　　手稿上记载了东晋王室成员司马承与坐镇武昌的叛臣王敦之间的攻守战。这一战发生在公元322年，东晋开国初年，祸及长江以南数省，征战双方鏖战长达两年，最终以叛臣王敦病死军前而草草结束。途中，东晋首都建邺（南京）被克，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忧愤而死，湘州刺史司马承在此战中固守长沙，以身报国，令后人钦佩。

　　该手稿在宋代为赵汝述插架之物，元代经赵孟頫、戴良收藏，元末明初由危素收藏，明朝由袁忠彻、王济、项元汴递藏，清初为梁清标所有，后入藏清宫，备受乾隆青睐。溥仪退位时，假借赏赐之名，将一批珍贵文物偷运出宫。万幸的是这件手稿被保存在吉林长春的伪满皇宫缉熙楼、同德殿内。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长春，发现手稿并保护了起来。

　　手稿距今千余年，短短400余字就反映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并可与原本对照。此外，手稿历经多位收藏家转手，收藏者留下的印章中还有嘉庆、宣统两位清代皇帝的印章，可见该残稿在古代就颇受重视。

　　古人识马术

　　帛书《相马经》

　　□周小丽

　　在湖南省博物馆，珍藏着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畜牧著作——帛书《相马经》，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献资料——帛书，其中就有一部为《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赋，以及文中提到的南山、汉水、江水这些情况来考察，这大约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著作。帛书长30.5厘米，宽19厘米，全书3篇，无书名篇目，现名为整理者所加。全文用隶书书写，间有米丝栏，已全部断为两截。残片现存77行，约5200字。由于其中残缺500字，又没有相当的今本可查对，导致一些内容我们无法完全了解。

　　《相马经》内容包括经、传、诂训三部分。第一篇论伯乐相马法；第二篇详论马眼之相法，并述马眼的形状，如大小、盈满、光泽和活动性，睫毛和眼部肌的功能等，还有马善走与否的关系；第三篇是对第一篇的解释。

　　韩愈在《马说》中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我国古代，相马在相畜中居于首位，这些经验无疑都是从养马生产劳动中积累起来的。春秋战国时期，从车战发展到骑兵，马的用途增广，相马受到重视 ，因而当时相马名家迭出，深受统治阶级赏识。伯乐（约公元前680年－前610年），原名孙阳，春秋中期郜国（今山东省成武县）人，在秦国富国强兵中，为相马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秦穆公信赖，封为“伯乐将军”。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

　　文中这部关于古代相马的帛书，第一篇就写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并且多次沿用相马“法曰”和“吾请言其解”的措辞，说明这部相马经即使不是《伯乐相马经》原文，也是传承、吸收和发挥了《伯乐相马经》的成就写成的，仍是对《伯乐相马经》的传承。文中把马的躯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生活条件）是否相宜、“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由此可见，战国时代的相马术已相当细密。

　　相马法在畜牧技术上一直就很受重视。2000多年来见于著录的有十多种相马著作，可是能流传到现在的，1400多年来几乎都以《齐民要术》记载的相马法当作古代的“相马经”。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其内容与今本截然不同，而且极大部分为今所无。它的出土对研究我国畜牧史提供了历史文献上从未见过的汉初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有着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