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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形象与民族精神

——以新中国黄河题材美术创作为例
《黄河颂》 油画 陈逸飞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1》 油画詹建俊 叶楠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2》 油画 詹建俊 叶楠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3》 油画 詹建俊 叶楠
  ◎王鹏瑞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下出发,浩浩荡荡,奔流不息,雄宏壮阔,百折不回,滋润了华夏大地,养育了中华儿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938年秋天,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行军至陕西宜川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1939年1月抵达延安后,他很快创作了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晚会上朗诵此诗。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在延安一座简陋的窑洞里,他抱病用6天时间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获得巨大成功,随即很快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黄河同长城、长江等一起被视为中华民族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对鼓舞中国人民的意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中国的美术创作中,黄河形象的象征意义首先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中。一些画家为了表现在艰难境遇中不屈的民族精神,借用了黄河题材或黄河形象,如艾中信的油画《夜渡黄河》(1960年)把波澜壮阔的黄河与正在登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结合在一起,借黄河的力量表现了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气势。画面通过开阔的构图、横长的水平线,衬托出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钟涵的油画《东渡黄河》(1978年),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黄河,赴晋察冀解放区西柏坡的情景。画面中黄河翻涌,气势憾人,主要人物屹立船上行进于波涛之中。在这里,奔涌的黄河既是一种真实的环境,也是一种象征,既增加了作品的韵律感,也升华了作品的主题。还有一些美术作品直接表现《黄河大合唱》的内容,或者从《黄河大合唱》中提取主题,甚至借鉴《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形式来架构作品。在这方面最早进行创作实践的是上海的一些青年画家。1969年,钢琴演奏家殷承宗等把《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70年代初,上海市有关部门组织画家陈逸飞、夏葆元、王永强、张定钊、秦大虎、严国基等创作油画组画《黄河》,组画按协奏曲的四个乐章分为四部分,即《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愤》和《保卫黄河》。

  1977年陈逸飞的《黄河颂》展出。《黄河颂》一经展出,即广受好评,为年轻的他带来巨大声誉。作品的构思几乎直接来自《黄河大合唱》那诗性、浪漫又具体的歌词。诗人光未然把历史叙事和现实图景、浪漫想象和充沛激情结合在一起,加之音乐家那动人的旋律,为我们呈现了一曲波澜壮阔又大气磅礴的黄河颂歌。画家的任务是如何将之视觉化。陈逸飞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把歌词中的“我”塑造为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形象——他站在黄河岸边一个长城的烽火台上,昂首挺胸,极目远望,背景是黄河、长城以及一排飞过画面的大雁,加之淡黄与银灰的色调处理,使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品质并充溢着浪漫主义情怀。这既是一部黄河的颂歌,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颂歌,还是一部钢铁长城人民军队的颂歌;同是来源于《黄河大合唱》的还有杨力舟和王迎春的三联画《黄河怨》《黄河愤》《黄河在咆哮》(中国画,1980年)。作者从《黄河大合唱》中提取出三个主题,采用象征寓意手法,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外侵的苦难、愤怒、反抗与不屈的民族精神。作为主题性绘画,前两幅以人物为主,“黄河”只是一种隐喻,在画面上并未出现;后一幅直接表现在咆哮的黄河上奋力划桨、与汹涌波涛搏击的船工群像,传递出一种团结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豪情。冯远的三联画《保卫黄河》(中国画,1984年)显然借鉴于杨力舟、王迎春的作品,只是画家赋予作品母题之下三个不同的主题:“百年家国耻”“北定中原日”和“义勇军进行曲”,加之作者坚实的绘画基本功和创作能力,使作品在借鉴前人优秀之作的基础上,仍然具有自己的表达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2007年至2009年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詹建俊与叶楠完成了油画《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这也是一组三联画,但呈现了与前两组截然不同的面貌:作品中间一幅描绘了屹立于黄河壶口瀑布前正在指挥《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的形象——其形象塑造挺拔而夸张,具有雕塑般的力量,观众从中可以体会到作曲家谱写《黄河大合唱》时激越而亢奋的状态。它的两侧,一侧为在黄河上背井离乡的老百姓群像,另一侧为黄河岸边英勇作战的军民群像。作者延续了其一贯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在这组作品中把黄河与人物组合在一起,利用黄河的气势和人物的动势来强化画面的“势”,从而产生了与黄河大合唱一样激越人心的力量。

  杜键的油画《在激流中前进》(又名《黄河激流》,1963年)、钟涵的油画《密云》(1989年)和伍必瑞的版画《在激流中》(1984年)虽然不是直接表现《黄河大合唱》的,但其内容和画面也来源于《黄河大合唱》所提供的意象。《在激流中前进》以简练概括的形式,雄健有力的笔触,沉着淳朴的色调,表现了黄河船夫齐心协力搏击于黄河波浪之中的惊险场景。画家没有特写人与激流搏斗的表情,而是通过飞旋激荡的河水与沉着稳健的人物的对比,那如一叶小舟般的黄河渡船与大面积的奔腾的浓浆巨浪的对比,通过对水势的夸张表现反衬了人的力量和精神,犹如一首激荡人心的“黄河颂”,礼赞了与力量、勇气、顽强、抗争等相关的民族精神;版画《在激流中》与前者主题相同,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语言:湍急黄河水中的船只和奋力划桨的船工被安排在画面的正前方,压缩在一个几乎是等边三角形的整体中,背景是奔涌的黄河激流,统一的土黄色调是主观化的处理,与《在激流中前进》产生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油画《密云》更是一件具有浓烈象征寓意的作品:三分之二的画面被黑压压的密云所占据,下部船工奋力搏击的雄姿,传递出密云重压之下人的意志、力量与不屈精神。一束暖色的光亮打破了凝重的画面,让人看到了光明的希望;李晓林的版画《黄河的传说》(2001年)则是通过夸张的主观化处理,借人的形象来表现黄河精神的。作者采用特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四肢开张、顶天立地的黄河船工形象,以此既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的伟大,也象征了黄河拔山盖世的伟力。

  对黄河象征意义的挖掘,使黄河题材的美术作品摆脱了对黄河的表面再现,作品的主题意蕴得到升华。这是黄河题材美术创作中最激越人心的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鼓舞人民意志、凝聚民族情感、激越奋进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增加了凝重的分量。同时,它也是美术家创作思想成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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