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里举行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那日苏校长领完奖回来，决定用奖金给我们订一份汉文刊物。

　　我们苏木唯一的邮递员哈斯乌拉叔叔的邮包里有一本厚厚的报刊征订目录，我们将书页翻得哗啦啦响，最终在目录上选择了排在最前头的一份儿童文学杂志。

　　我们虽然没见过杂志长什么样儿，但心里却都很满意，也都很兴奋，纷纷在心里盼望着早点读到杂志。

　　“下个月一号，你们就能看到杂志了。”哈斯乌拉叔叔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

　　我们于是便开始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下个月一号的到来。可是一号到了，杂志却没来。非但一号没来，二号也没来，三号也没来。

　　直到七号，杂志姗姗来迟。原来是邮递员哈斯乌拉搞错了，杂志每个月一号在北京出版，我们巴音诺尔嘎查离北京有1000多公里，杂志出版后先用邮车运到自治区首府，然后运到盟里，再运到旗里，再运到苏木，最后才由哈斯乌拉叔叔骑着自行车送到我们嘎查小学。

　　杂志跋山涉水一路北上，在路上要耽搁好几天时间。哈斯乌拉叔叔这么一解释，我们就全都明白了，不再怪他不讲信用说话不算数，连忙从他手上抢过杂志读起来。

　　我们嘎查小学有30名学生，杂志却只有一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轮流阅读，每个人读一天，一个月正好能读完。

　　这新到的第一期杂志该从谁开始读起呢？我们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按照学号顺序阅读，也就是从一号呼日勒开始，然后按照这个顺序轮下去。轮到谁了，谁便可以“占有”杂志一天。

　　呼日勒兴高采烈地拿到了崭新的杂志，我们都很羡慕他。

　　我的学号是八号，等轮到我读杂志的时候，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杂志已经被前面7位同学读得“厚”了不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它，格外珍惜跟它在一起的仅有的一天时光。

　　一个月过去了，新的一期杂志来了，新的问题也来了。上一期杂志是从呼日勒开始读起的，那么这一期呢？不能还从呼日勒读起吧，那也太不公平了。

　　有人提议，这一期应该从二号同学开始读，再下一期便从三号开始。那日苏校长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便这么定了。

　　等所有同学都读完了，我们便把杂志归置到学校的图书馆里。说是图书馆，其实连图书室都算不上，就是在教具室里专门辟出一角，搭了一个书架，这便是我们的图书馆了。

　　打从订阅杂志这天起，哈斯乌拉叔叔便成了我们最热切盼望见到的人了。每个月的七号或是八号，他便会从他那个军绿色的印有“人民邮电”几个大字的邮包里取出一本崭新的杂志来。

　　一个月的时间简直太难熬了。

　　说起来，我们是从这一年的10月份开始订阅杂志的，而我的学号是八号，因此当轮到我头一个读新一期杂志时，便是第二年的5月了。我在心里早早地盼望着5月的到来，几乎是一天一天地掐着指头算日子。

　　等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5月7号，天却毫无征兆地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眼见雨势越来越大，那日苏校长便给我们提前放了学。同学们都蹦蹦跳跳地走了，只有我不情不愿地挪着步子——我还等着哈斯乌拉叔叔来给我送最新一期的杂志呢。

　　我不甘心地撑着伞在嘎查路口等着。额吉说，下这么大的雨，邮递员是不会来的。我不管，我就要在路口等着哈斯乌拉叔叔。

　　额吉知道我的犟脾气，拗不过我，只好陪我在路口继续等着。天很快便黑了下来，就在我灰心丧气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我知道，除了哈斯乌拉叔叔外，不会是别人。

　　哈斯乌拉叔叔浑身都湿透了，但他的军绿色邮包却没湿。原来，他将外套脱下来，罩在了邮包外面。

　　额吉说：“下这么大的雨，你还是准时来送报了。”

　　哈斯乌拉叔叔说：“是啊，我知道孩子们等得急，就是下冰雹今天我也得把杂志送到。”说着他从邮包里取出杂志，递到我手上，我赶忙接了过来，生怕雨水将它打湿了。

　　额吉邀请哈斯乌拉叔叔去我们家吃晚饭，哈斯乌拉叔叔连连摆手：“我还有几份报刊和信件要送，还有几份苏木政府委托我捎给各个嘎查的文件今天要送到。”我看见哈斯乌拉叔叔的邮包里果然还有一叠《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和一些花花绿绿的信件，他重新用外套将邮包罩好，一抬脚，骑上自行车摁着铃走了。

　　大雨可能是冲坏了哪里的电线杆，我们刚到家就发现停电了，我只好就着煤油灯读起了那本哈斯乌拉叔叔刚刚送来的杂志。夜里读到了几点，是什么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的，我都浑然不知……

　　这就是我们的读书时光，现在的你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我们整个嘎查小学30名学生像吃“流水席”一样，轮流阅读一本杂志。

　　很多年后，我也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小说了，可那日苏校长已经不在了。他如果还在的话，应该会很欣慰吧，因为当年他就鼓励我们向杂志投稿。

　　那时，每当看到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在杂志上发表作文，我们心里便羡慕不已。那日苏校长于是鼓励我们说：“你们也可以投稿呀！”说干就干，那日苏校长让我们将作文誊写清晰，一本正经地装进信封，让哈斯乌拉捎到邮局寄给杂志社编辑部。有了那日苏校长的鼓励，我们写起作文来便格外认真。

　　尽管我们的作文从来没被杂志刊登过，但那日苏校长却在我们心底种下了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热爱文学并能够很好地使用汉语写作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有这样一位优秀的校长，教导我们既要学好蒙古语，也要学好汉语，这样才能走好人生的路。

　　那次我们回到巴音诺尔嘎查参加那日苏校长的葬礼时才得知，哈斯乌拉叔叔也不在了，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在送信的途中出了意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骑着军绿色自行车驰骋在我们苏木的几个嘎查之间，也看不到他从印有“人民邮电”几个大字的邮包里掏出一本杂志，慈爱地递到嘎查小学的孩子们手上了。这么想着，许多人抹起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