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磊磊

　　《管子》是管仲及其学派的言行事迹以及先秦学术著作。《管子》所蕴含的思想兼收并蓄，它不囿于某一家之成说，而是集诸家之所长，最终熔冶于一炉，形成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可谓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

　　说到《管子》，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灵魂人物——管仲。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齐桓公还没有成为国君时，管仲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还曾射了他一箭。齐桓公争位成功做了国君后，不仅不记管仲的“一箭之仇”，反而还任命他为相。管仲任政于齐国，大兴改革，发展生产，整顿军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春秋首霸的功业。

　　管仲为齐国的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时备受推崇。齐桓公尊称他为“仲父”，事事都听取他的意见，甚至把国政交予管仲，自己专心享乐。管仲、齐桓公去世后，齐国虽然失去了霸主地位，但延续了桓管时期的政令措施，国家依然保持强盛。为了纪念管仲，他的思想和言行被记录在《管子》一书中，寄托着世人对桓管霸业的追忆。

　　《管子》一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始末，连贯的叙事，是一部宏大的史诗。《管子》系统总结了当时齐国治理国家的思想和举措，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因此说它是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管子》对法律的作用分析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同时也揉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又如《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还有经济学的观念，《乘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管子》宋代出现刻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浙刻本，是现存《管子》最早的刻本。这一版本的《管子》，每半页12行，每行23字、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单鱼尾，注文为双行小字。首列杨忱管子序，次列管子目录，次列刘向进书序，书后有张嵲《读管子》一文。书中钤有若干名家的藏书印，包括文征明、王宠、文伯仁、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陈澄中等。这些藏书印展示了《管子》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的历史轨迹。

　　《七十三壶图》 体现文人思想情趣

　　□胡胜盼

　　宁波天一阁是明代嘉靖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创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之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民间藏书楼之一。

　　天一阁藏书楼藏有2部《七十三壶图》，一为康熙本，一为雍正本。这2部古籍原本不为人知，2010年被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光荣在天一阁发现，连称“紫砂秘籍”。与同时期别的紫砂壶著作有文无图相比，《七十三壶图》是一部罕见的图文并茂的清代紫砂壶图集，是明清时期紫砂艺术的珍贵纪录。

　　康熙本《七十三壶图》稿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朱鼎煦先生收藏。先生过世后，其家属遵照其遗愿，于1979年将先生的10万余卷藏书、900余幅字画、800余件器物，捐给了天一阁博物院。康熙本《七十三壶图》便是10万卷书中的一本。雍正本《七十三壶图》稿本，为天一阁上世纪八十年代接受社会流散文物收藏。两稿本作者同为普荷。两稿本相比较，康熙本好于雍正本，雍正本开本略小一点，内容上前后排列顺序有些变化。相同的图，雍正本更像是临摹康熙本，壶图及书法均不如康熙本。康熙本《七十三壶图》，扉页上写“康熙癸卯春三月”(行书)“七十三壶图”(隶书)“晋宁普荷书”(行书)，竖排各一行。右下角钤“子孙保止”，篆文方印；左边“晋宁普荷书”，下端钤“普荷”“担当”，篆文方印。

　　《七十三壶图》图文并茂，每页面上端为壶名，由右往左书写，字体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下端为壶图。每幅壶图上在壶形的右下端钤葫声形“玉如”篆字朱文印，页面空白处左下端钤“赏奇”篆文长方朱文印。由《七十三壶图》壶名及造型来看，壶艺分为仿青铜器造型的果簋、商史卣、商钟、周盘、石鼎等，也有取材于瓜果、植物形态的匏瓜、饮瓢、橄榄、桐叶等造型，还有如意、箬盂、提筐等形状。从《七十三壶图》稿本中所有的壶名来看，大多为明清两代文人参与设计制作的茗壶，故称其为文人壶。所谓文人壶，是文人雅士所倡导的取其内涵，重其神韵、形态、意趣、文心等，将文人的思想、情趣、喜好、审美等因素及时代特征，直接融入壶艺创作中所形成的风格特征。

　　《七十三壶图》稿本为我们保存了较多的文人壶艺造型，尤其是一些早先仅见过壶名，不知壶形的壶，壶名相同、壶形不同，壶名不同、壶形相同等。还有一些壶名或壶形，为后人探寻由何而来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让后人对一些传统壶形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也为研究清代紫砂壶艺造型及其壶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普荷（1593年—1673年），俗姓唐，名泰，法名普荷，晚年又名通荷、号担当。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出生于云南晋宁一仕宦之家。童年时期的唐泰在诗、赋、文方面极有才华，14岁时开始了他早期代表性的诗集《俯园集》的创作。33岁受推荐入京应试，不第，后游江南，拜董其昌、陈眉公为师，自此开始了绘画艺术创作。37岁时游浙江，次年在会稽参谒湛然云门禅师于显圣寺，受戒，名普荷。54岁在云南鸡足山正式出家，此后他一直留在云南。康熙十二年（1673年）10月19日，普荷偶感微疾，早晨起来即端坐辞众，书偈云：“天也破，地也破，认作担当便错过，舌头已断谁敢坐。”书完掷笔而逝。普荷临终前嘱咐弟子把茅：“吾死之后，吾之墓表得题‘明遗僧普荷之墓’足矣。

　　《世说新语》  最早文言志人小说

　　□雷焕

　　《世说新语》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代刘孝标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也是我国最早一部文言志人小说，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目前流传下来的共3卷36门，有“德行”“言语”“识鉴”“贤媛”“规箴”等，所涉人物1500多个，无论帝王将相还是隐士僧侣，都气韵生动，传递的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有如光风霁月，令无数读书人心向往之。清初杭州诗人“西泠十子”之一的丁澎称：“宏长风流，隽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彦，裙屐少年，皆喜观而乐道之。”

　　《世说新语》语言清微简远，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语言雅俗兼备，所记魏晋人物言语玄远高雅，义深意隽。《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思想解放，感情丰富，精神自由，智慧卓越，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阐述自己的思想。鲁迅先生把《世说新语》在艺术上的成就概况为“记言则玄元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全书用对照、比喻、夸张与白描的修辞手法，保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佳言，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该书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特有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了人物的独特性格。

　　《三国志》  治史态度影响后世

　　□朱卫东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时期曹魏、蜀汉、东吴等政权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书中完整记述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60年间，从群雄割据到天下归一的风云变幻，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作者陈寿，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三国蜀汉及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自幼刻苦好学，精研《史记》《汉书》等史书，时人盛赞他擅于叙写史事，具有良史之才。《三国志》一经问世，深受好评和称赞。尚书郎范頵上表皇帝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将其与西汉司马相如作比较，可见评价之高。

　　《三国志》良史实录的治史态度对后世史学家影响非常大。虽整体叙事简略，却也不乏精彩片段，如“赤壁之战”就描写得绘声绘色，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书中关于名士风雅、谋士多智、武将威猛的描写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版本是新疆博物馆珍藏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残卷。这本残卷1965年1月出土于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的一座佛塔遗址，纵23厘米，横72.6厘米，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纸质精良，文字规整清晰。据考证，手抄本的年代是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间，字体为“经生体”。“经生体”是一种抄写佛经时使用的字体，也叫“抄经体”，用笔丰腆、字距紧密、运笔灵活、富有动态，从中可以领略到1700多年前吐鲁番人书法艺术的风采。

　　《授时历》 与今天公历有渊源

　　□马莉

　　《授时历》又名《授时历经》，是元代郭守敬等杰出科学家克服了修订历法中的重重困难，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天文测量，在前朝历法基础上精确制订完成的一部历法。

　　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采纳大臣刘秉忠生前的建议，决定修订历法。朝廷下令，在京城组织历局，调动全国各地天文学者，修订历法，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并以郭守敬、王恂为副，共同研订编制。由精通天文和数学的王恂具体负责历局事务和具体编算工作。王恂推荐好友郭守敬参与其中，因为他擅长制器并通晓天文。郭守敬对以前的观测仪器除旧布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创制了一套更加精密的仪器，为修历工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公元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郭守敬的建议，派14名天文学家到国内26处地点进行了几项重要的天文观测，历史上把这项活动称为“四海测验”，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夜时间的长度，为修订历法提供了精确的数据。这次测量，最北到达西伯利亚，最南到达南海诸岛。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天文测量，并且在南宋《成天历》的基础上，郭守敬等人成功精确地制订完成了新的历法。公元1280年春天，元世祖为历法取名《授时历》。

　　这部历法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历法的新水平，其中有不少革新创造，规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5.92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在编制过程中，他们所创立的“三差内插公式”“球面三角公式”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

　　《授时历》规定每月为29.530593日，设置了闰月，废除了古代的上元积年，截取近世任意一年为历元，打破了古代制历的习惯，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为后世历法执行提供了范本。《授时历》是我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一部历法，长达364年。后来，朝鲜、越南等国家都曾采用过《授时历》。这部历法随着郑和下西洋被介绍到欧洲，形成了《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的公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