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叶山（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下，白沟河以北，千年风沙模糊了边界线，却从未阻断文化的双向奔赴。

　　从中原士大夫将北方视为“苦寒之乡”的五代至宋，却有一批批文人穿过阴山，渡过西辽河，以官方使臣的身份，丈量着这片辽阔的土地。

　　他们的足迹所至，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清晰脉络。

　　974年，一封来自辽朝南京留守的信函摆在宋太祖案头，965年的易州边境冲突，第一次以和平书信而非刀兵相向的方式得以解决。宋辽之间通过涿州刺史耶律合住与权知雄州孙全兴的书信往来，建立了正式的官方交往渠道。

　　澶渊之盟的缔结，为宋辽之间开启了一道特殊的闸门。自1005年盟约签订，两朝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据《奉使辽金行程录》记载，北宋时期往来于这条通道的使臣络绎不绝，收入行程录者就多达29人次。

　　在这百余年里，每逢辽有正旦、皇帝生辰，宋廷都要遣使祝贺。甚至皇帝驾崩、新帝即位，也需要派遣使臣传递消息。这些出使的宋臣，多为当世文豪。

　　于是，宋辽的交聘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大半多用词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辙、沈括等文坛大家，都曾背负朝廷使命，踏上这片土地。

　　使辽之路，对宋人而言充满了挑战与复杂情感。出使多选在冬季，使臣们首先面临的是极端气候。欧阳修使辽曾言“身驱汉马踏胡霜，每叹劳生祇自伤。气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雁解随阳。”王安石在送别辽使时也写道：“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

　　初入辽境，北宋使臣的情绪普遍低落。刘跂在诗中描绘：“寒日川原暗，颠风草木昏。”面对异乡风物，他们常感疏离与不适。

　　然而，随着旅程深入，这种感受悄然变化。苏轼曾特意嘱咐弟弟苏辙，若辽人问起，不必过于张扬家世。当苏辙抵达辽地后发现，兄长苏轼的诗文竟被题写在馆驿墙上，连他的文集《眉山集》也被翻刻流传。

　　苏辙在诗中自嘲地写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出使不仅仅是政治的延伸，更是文化影响力的无声证明。宋代士大夫的文字，早已跨越了地理的边界，在北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宋使们穿越的，是一片混杂着记忆与现实的特殊地域。西辽河流域，早已是各民族混居之地。从史前传说到胡戎并起，再到鲜卑略地、辽金鼎立，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专家普遍认为，西辽河地区从古至今均具有“兼收并蓄”的文化特征，辽文人见闻对此提供了佐证。

　　胡峤居辽七载，著有《陷辽记》，对辽地人文风俗的记录详细且有趣：“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1008年，路振使辽，路过幽州城。据《乘轺录》所载：“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苏辙则像一位细致的观察者，他笔下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详细记录了北方的风土人情，那些诗句不仅是文学的创造，更是珍贵的民族志。

　　“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这样描述他在辽国的见闻。这是在说，哥啊，契丹朝廷是很羡慕咱大宋的，说话挺客气，礼数也周全。

　　抵达辽国后，使臣们的情感往往由最初的排斥逐渐转向适应与理解。他们开始发现，胡汉之间的界限并非想象中那般分明。

　　正如苏辙在《奚君》中所观察到的：“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在这片土地上，农耕与游牧、胡风与汉俗早已相互渗透，难分彼此。

　　文人使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一个道理：文化的包容具有强大的力量，无论你属于哪个民族，身处何方，不同的文化总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互通与交融。

　　当一个文明既不拒斥外来的新鲜血液，又不固守自身的传统边界，它便能真正走向强大与持久。而那些跨越界限的使臣和墨迹，正是这条道路上最明亮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