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从远古先民的文明曙光，到古代农牧文明的碰撞共生；从近代各族儿女共御外侮的热血抗争，到现代携手建设家园的团结奋进，这片土地上镌刻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印记

　　●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

　　在祖国北部边疆广袤的大地上，内蒙古地区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天然交汇带，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壮阔历程。从远古先民的文明曙光，到古代农牧文明的碰撞共生；从近代各族儿女共御外侮的热血抗争，到现代携手建设家园的团结奋进，这片土地上镌刻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印记，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诗。

　　远古奠基

　　文明曙光中的交融萌芽

　　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史前文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300—5000年，出土陶器上“龙与花”一体的彩陶纹饰，成为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碰撞融合的最早见证，标志两大文化传统初步交汇。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器物高度相似，上层文化青铜礼器受中原礼制影响颇深。这些充分表明，早在夏商时期，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就已拉开文化互鉴的精彩序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种子自此生根发芽。

　　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已是北方游牧部族与中原华夏诸侯往来互动的前沿地带。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大胆借鉴游牧民族骑射技艺与服饰形制，一改中原传统车战与宽袍博带旧制，不仅极大提升了军事实力，更主动打破农牧文明间的文化隔阂，成为古代民族文化互鉴交融的典范。战国至秦汉相继修筑的长城，约三分之一横贯今内蒙古境内。长城不只是农牧文明的地理分界，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沿线关隘互市常年兴盛，草原的牲畜、皮毛与中原的布帛、粮食、茶叶在此互通有无，频繁的经贸往来与人员接触，使农牧之间的界限在互补共生中日渐消融，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埋下深远伏笔。

　　秦汉两代，中央王朝以移民实边、屯田戍边为策，大力推进内蒙古地区的开发与治理。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率军收复河套地区，朝廷随即设置朔方郡，并从赵、齐、魏、楚等地大规模迁徙民众定居屯垦。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耕作制度与水利灌溉技艺随之传入，推动今鄂尔多斯等区域由单一游牧经济逐步向农牧并举转型。汉代还在今五原等地持续开展大规模屯田，既巩固了边防，也促进农业文明在草原地区广泛传播，不少游牧部族开始学习农耕、发展种植，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了经济根基。

　　中古激荡

　　农牧共生中的深度融合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时期。鲜卑等游牧部族相继崛起，在与中原王朝的频繁往来中不断交流互鉴、走向融合。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主动吸纳中原典章制度与礼乐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全面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北魏在今内蒙古及周边设置的六镇，既是军事重镇，也成为多民族聚居共生、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为后世大一统王朝治理边疆、团结各族提供了宝贵经验。

　　隋唐时期，内蒙古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友好往来、和睦共处的典范之地。隋炀帝曾两次北巡草原，进一步密切了中原与北方部族的政治联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唐朝秉持开明包容的民族政策，部分部族逐渐转向定居农耕，出现“年谷屡登、菽粟有余”的兴旺景象。唐朝与周边更是形成稳定的茶马互市与绢马贸易，草原牲畜皮毛与中原茶、丝、瓷器互通有无。唐王朝设立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机构，在统一治理下，各民族经济互补、文化互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入。

　　辽、金、元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辽朝“因俗而治”，大批中原人口北迁，携农耕技术与儒家文化而至。金朝于内蒙古地区修筑界壕，在巩固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民族的交流往来。元朝大一统后，内蒙古地区成为联通欧亚的枢纽，草原丝绸之路盛极一时，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筑牢根基。

　　明清两代，“走西口”移民潮与旅蒙商贸易成为推动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明嘉靖至隆庆年间，已有近5万中原农民陆续迁居土默川平原，他们筑屋定居、开垦耕作，将先进农耕技术传入草原，带动当地民众逐步走向定居农牧并举的生活。清以后，“走西口”绵延数百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百姓源源不断涌入今内蒙古中西部，与当地群众比邻而居、共用水土，在生产生活中实现语言互通、习俗互融、亲缘联结，形成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以大盛魁为代表的旅蒙商群体，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为枢纽，搭建起贯通南北、远及欧亚的商贸网络，使草原特产与中原物资畅行无阻。频繁的经贸往来与人员互动，进一步催生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觉醒

　　共御外侮中的团结奋进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家危亡，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在共同抵御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实现了从“自在交融”到“自觉团结”的历史性跨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内蒙古东部地区，扶植伪满傀儡政权实施残酷殖民统治。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引领内蒙古各族人民奋起抗日。1936年，乌兰夫等共产党人领导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内蒙古人民武装抗日第一枪。全面抗战爆发后，内蒙古各族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携手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破袭战，以搜集情报、转运物资、救护伤员的实际行动，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守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这一时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从以往基于地域、经济的自然联结，升华为基于共同理想信念的自觉团结，“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在各族人民心中真正扎下根来。

　　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不懈奋斗。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党领导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树立了光辉典范。

　　现代华章

　　携手共建中的国家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在建设美好家园、守卫祖国边疆的征程中，续写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内蒙古各民族携手共进，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在工业领域，各族人民共同克服重重困难，让包钢等大型企业拔地而起，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添砖加瓦。在农业领域，各民族交流种植养殖技术，改良土壤、培育良种，把荒原变成良田，让草原牧场更加丰饶。这一时期，各民族在共同建设国家中加深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基愈发坚实。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内蒙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果丰硕。经济合作日益紧密，企业家与创业者携手，在能源、旅游等行业大展身手，推动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领域，各民族艺术相互借鉴融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一幅幅生动画面，共同绘就了内蒙古各民族携手共进、繁荣发展的壮美画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刻领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一重要指示，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推向了全新高度。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内蒙古各民族干部群众心手相牵、并肩作战，共享发展经验，齐心攻坚克难，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在生态保护的前沿，各族人民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悉心呵护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原，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园的青山绿水。在教育领域，各民族学生同校共读，增进了彼此友谊，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在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各族人民正在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崭新篇章。

　　纵观历史，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段历史、每一件文物、每一个故事，都印证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

　　（作者系内蒙古党校民族理论与政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