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绿城遗址的国学典籍——元代《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静静地躺在阿拉善博物馆“大漠胡杨  北疆热土——阿拉善通史陈列”展厅的展柜里，这是一部具有极高史学价值的国学典籍。

　　1991年的一天，额济纳旗吉日嘎郎图苏木牧民巴图格日勒在绿城遗址附近寻找骆驼时，捡到一册古籍卷册，经文物专家鉴定，是《文献通考》的《职官考》部分，包含《通考》卷四十六、学校七的后半部分，以及卷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关于《职官考》的大部分内容，记载了夏商至南宋历代官职的产生及由来，对历代各类官职按级别、司职情况进行分类，介绍了职官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邓文宽先生将《职官考》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对比，得出两者在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完全吻合，应为西湖书院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刻本的结论。

　　发现《通考》卷册的绿城遗址地处古居延绿洲的西南部，西北距黑城遗址12千米。古居延绿洲是人类活动时间较长、较频繁的区域，自青铜时代至西夏时期，一直有人类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遗存。

　　西湖书院又名西湖精舍，位于杭州西湖旧府学之地，是元朝的出版中心。元朝十分重视汉文化，推崇儒学，令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设立书院。这些书院纳入官学体系，是正规学校的补充，书院的教职皆由官授，与一般的官学相对应。书院的经费由国家或私人拨捐学田，元代著名史学家黄溍所撰《西湖书院田记》中提到，一位叫朱庆宗的人给西湖书院捐田275亩。

　　由于经费有保证，所以书院刻书盛极一时。清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赞元代书院刻书之精，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有三个原因：“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元代书院所刻的图书至今仍被各大图书馆视为善本。

　　出土于绿城遗址的《通考》，宣纸刊印，长46.5厘米，宽31.2厘米，字体为赵体（赵孟頫字体），笔法遒劲，字迹疏朗，十分悦目。纸张每叶四边有粗黑边框，中间对分，每半叶13行，满行25字、26字不等，中缝上下各有“黑口”，内刻书名“文献通考”卷次及页码，下口处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马”“了”“今”等。

　　《通考》是研究宋史必备的参考文献，是典制体通史的代表作，在文献学、制度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马端临是南宋末年右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学识渊博，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是宋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辞职还乡后过了17年隐居生活，勤于读书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马端临。马廷鸾的座右铭是“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富以还子孙。”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马端临立志要成为专心治学的学者。博学多才的马廷鸾藏书十分丰富，为马端临著《文献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马端临在《通考·自序》里说：“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

　　《通考》以《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扩充门类，增广内容，全书共三百四十八卷，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伟、物异、舆地、四裔，共24门。《通考》重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把田赋、户口等经济史料放在门类的最前面，以“文献”二字为题，被文献学领域视作“文献”一词最早的出处。

　　牧民巴图格日勒发现《通考》时，以习字纸张做包装，其上有“至正十三年五月”草书字样。以此可见，此卷册最晚在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就已流传到额济纳旗，距离初刻成书已二十余年。从杭州西湖传到西北大漠边缘，不仅反映出《通考》在当时价值之高、流传之广，而且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提供了实物资料。

　　《文献通考》的《职官考》部分记载了夏商至南宋历代官职的产生及由来，对历代各类官职按级别、司职情况进行分类，介绍了职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纸张每叶四边有粗黑边框，中间对分，每半叶13行，满行25字、26字不等，中缝上下各有“黑口”，内刻书名“文献通考”卷次及页码，下口处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马”“了”“今”等。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