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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书北运话交融

  □吴婷婷

  古籍文献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它们是浓缩着一个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珍贵记忆,‌是中华博大恢宏文化史的生动证明。阿拉善博物馆藏元代《文献通考》卷册散页,经考证为西湖书院初刻本,于公元1324年刻成,是现存该书最早版本,也是元代书院刻书代表作。

  专家认为,《文献通考》有三个显著特点: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从内容而言为《通典》的扩展与延续;对蓝本《通典》里中唐前的基础内容做了补充,中唐以后是作者广收博采的结果,尤以宋代部分史料最为丰富,典章制度中刑考分为刑制徒流、详谳、赎刑、赦宥等,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参考;《通典》把国家经济放在首位,《通考》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为8门之多,更表明作者对国家经济的重视。

  《通考》自元代刊印以来,历代多次刊刻。明以后刊本众多,较为著名的有明正德十一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本、明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本、明嘉靖冯天驭刻本,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同治崇仁谢氏刻本等。这些版本不仅展示了《‌通考》‌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力和流行程度,‌也反映了该著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通考》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是研究中国早期文字雕版印刷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阿拉善博物馆珍藏的《通考》卷册散页被发现时,以习字纸张做包装,纸上写有“至正十三年五月”字样。由此推断,此卷册于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就已从西湖书院流传到地处偏远的亦集乃路(辖境在今额济纳旗),足以说明《文献通考》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南书北运,更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阿拉善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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