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来的走西口，是我国一部人口大迁徙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使河套平原成为祖国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

　　延绵万里的长城纵横在祖国北部，它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见证着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史。明末清初，晋、陕、冀汉族边民到塞外谋生，从长城上的许多关口越过，向塞外内蒙古地区扩散，其时长城以南称“口里”，长城以北称“口外”，也称塞外，人们把从“口里”向“口外”移民的现象称之为走西口。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中国近代三次人口大迁移。

　　清朝时期，清廷对塞北河套地区采取“封禁”措施，限制晋、陕、冀边区汉民流入，人们虽不敢明目张胆越过“口外”，但也有不少移民暗度陈仓。后因“封禁”落实起来不易，也不能完全禁绝，清廷又下旨明令了几个“不准”，即晋、陕、冀边区汉民到蒙地垦荒耕种者，必须春出秋回，不准携家带口……虽说有种种限制，但也显示出清廷默认了走西口。所以，早期出现了晋、陕、冀边区汉民在春夏季来河套地区垦荒耕种，到秋后或冬天便返回老家，也称他们为雁行人。由于长城以南的晋、陕等地区以汉族群众居多，人口多，土地少，本来靠种地为生就勉强度日，如遇上灾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广大农民生活陷入艰难境地。加之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生存面临严重危机，为了谋求活路，一些边民铤而走险，越界到内蒙古开地耕种，这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直接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人民的交流融合。

　　据考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走西口移民高潮，第一次是在康熙年间，汉民进入长城以北五十里内的黑界地，并逐渐向黄河以北的河套或土默川开垦耕种，同时部分经商货郎也向塞外迁移。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清咸丰年间，晋、陕等地人口途经杀虎口，成批出塞谋生，时称跑青牛犋，尤其以山西河曲、保德和陕西府谷、神木的人口居多。第三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光绪年间，更多的晋、陕、冀、鲁等地的农民、商贾向内蒙古迁移，他们或携妻带子，或到河套安顿下来扎稳了根再接来家眷定居生活。

　　到1902年，清廷对塞外蒙地实施放垦，取消种种限制措施，更加速了“口内”人口向河套迁移。走西口移民主要通过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两个塞外的中转站向河套地区扩散。由于河套地域广阔，北依阴山，南临黄河，有大量的土地可开垦耕种，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吸引了一部分谋生的人口，后逐渐形成多个村落，日益繁盛。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得解放，已在河套扎根的人民群众以博大胸怀接纳一批批移民，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人们交错杂居，各族人民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发了河套水利灌溉体系，开垦出数百万亩良田沃土，阻挡了河套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东侵，极大地改善了河套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让河套平原逐渐成为闻名全国的塞上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