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滴漏报时制度渗透在社会运转的肌理中。宫廷、官府、城楼以及寺院，都配置了这类计时器。东汉蔡邕在《独断》中写道：“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时以漏计时的生活图景——当夜晚的滴漏水流尽，意味着天光将晓，鼓声便会划破晨雾，唤醒沉睡的城郭，官吏起身理政，百姓开始劳作；当白日的滴漏水流尽，暮色渐浓，钟声便会响起，告诉人们一天的劳作结束，可以回家休息，城郭渐入宁静。

　　在实行宵禁制度的古代，刻漏的作用更为凸显。随着漏壶中水位的下降，时辰缓缓推移，城楼的守卫会依据刻漏所示时辰启闭城门。城楼鼓响，城门关闭，街上不准有行人走动，违者将被拘禁。直至次日晨钟响起，禁令解除，城市才恢复生机。可以说，刻漏的滴答声，不仅是时间的脉搏，更直接支配着人们的日常活动，塑造着古代社会的生活节奏。

　　和中阳铜漏原理相同的计时工具还有出土于南昌的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中的青铜滴漏。中阳铜漏铸造于公元前27年，海昏侯刘贺卒于公元前59年，两件器物属于同一世纪，它们以跨越2000公里的距离，反映出西汉时期时间计量领域的三个统一：技术统一，南北地区均用单壶沉箭漏；制度统一，百刻制与鸣钟击鼓报时规范覆盖于北部边疆和南方侯国；文化统一，二者以同类器物嵌入不同地域，印证中原计时技术的北传和南方地区对中央科技体系的接纳。

　　中阳铜漏在鄂尔多斯地区被发现，是汉代中央政权将其边疆政策推行到西河郡的实证。它不仅为汉代北方的滴漏计时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更是鄂尔多斯地区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的有力说明。中阳铜漏作为官方掌控的计时核心，是规范鄂尔多斯地区社会日常运转的时间标尺。

　　（作者系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