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这个由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凭借广袤的疆域与多元的民族格局，孕育出极具特色的马文化。相传契丹始祖奇首可汗乘白马自马盂山沿土河而下，遇乘青牛的神女，二人相会后繁衍出契丹八部，马由此成为契丹人心中神圣的存在。

　　契丹人逐水草而居，以骑射立国，马是其军事征战、政治外交、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辽朝“其强以兵”，骑兵是他们对外扩张与防守疆域的核心力量，而马则是骑兵的灵魂。

　　在辽朝的政治与外交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辽穆宗曾一次性奖励耶律夷腊葛百匹名马，辽太宗扶持石敬瑭，先后赠予5000匹马及1200匹战马。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重要纽带，属国属部则以贡马表示臣服，例如阻卜部，每年需向辽朝进贡1700匹良马。

　　马不仅是契丹人游牧经济的核心物品，更是重要的商品与货币等价物，马的数量与品质是主人身份与实力的象征。太祖皇后述律平曾自豪宣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契丹人通过“绢马贸易”“茶马贸易”沟通南北经济。在日常生活中，马奶、马肉是重要食物，马皮可制作衣物、帐篷与铠甲，马粪既是燃料也是优质肥料，马的全身无一处不可用，深刻融入契丹人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

　　辽朝推行“因俗而治”，既保留契丹“以国制治契丹”的游牧传统，又“以汉制待汉人”，吸纳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技艺。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铜质鞍桥饰片与桃形鎏金铜鞧带饰件，驸马赠卫国王墓中的银鞍饰残片、鎏金铜缨罩及龙纹带具以及陈国公主墓发现的银马络头、包银木马鞍、鎏金铁马镫等，其部分工艺技术、纹饰装饰都源自中原地区，而生肖五毒玉组佩里蕴藏的中原“猴避马瘟”民俗，反映出契丹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接纳。这些文物不仅是辽代手工业水平的代表，更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的物质见证。百川归海共潮生，游牧的刚健、农耕的温润，熔铸为一体，打破地域与民族的界限，使不同文化共生共荣，相互滋养，共同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作者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