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大量古墓；“七七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无数文物；南京沦陷后，日军更是进行了一场“文化大屠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日本。

　　疯狂盗掘：“九一八”前后的文物掠夺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

　　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箓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明夺暗抢：北京沦陷后的文物劫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

　　北平沦陷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1937年8月，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

　　1938年6月，日本宪警两次借口查禁抗日宣传资料，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资料，据统计有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这次查没销毁对故宫文献资料库藏是一个巨大打击。1942年8月，日伪当局还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

　　1945年3月，在京各家各户和单位被强行征收铜铁，供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为确保整体安全起见，故宫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2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均对此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

　　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又从故宫先后掠走院内铜缸54尊、铜炮1尊、铜灯亭91座以熔铸枪炮，并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不过，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日军即宣告投降。后来，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在故宫外，日军更是到处破坏北京的名胜古迹。“七七事变”后，位于房山区的元代建筑永寿禅寺多次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了几座居室。

　　1938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命令被抓来的中国劳工拆古北口长城，并将完整的城砖，有长方砖，还有三角形砖都装上了火车，共运走3车皮。据统计，抗战时期日军共损毁长城45公里，敌楼197座，瓮城2座。

　　《江南踏查》：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1938年1月，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先后检查了除金陵大学等美国教会势力范围之外的、南京有可能收藏重要图书和文献的地方，如国民政府文官处、外交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紫金山天文台等70余处。接下来两三个月，他们将从南京25个机关及其他处所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地质调查所。据资料，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

　　其实，早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日本就成立了“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具体负责收集中国图书的工作。1937年12月，在军特务部主持下，“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的相关人员又组成“军特务部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并成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掠夺中国图书数量最多的机构。1938年，该组织曾两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夺图书典籍，仅在南京一地，就掠夺图书数十万册。这被称为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按该报告书，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等人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江南踏查》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就图书而言，如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多遭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似乎不太可能。战后，日本对其本国国民的战争赔偿为4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战犯都是很大受益者，但对被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战争赔偿只有区区65亿美元。连日本一位名叫田中宏的社会学家也承认“我们的战争赔偿政策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对历史毫无悔悟之心的”。

　　（据《北京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