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时也没有多少特别的记忆，那时嬷嬷身体不好，就记得爷爷，父母每天为嬷嬷的身体操心，家里没有多少欢乐笑声和快活事情。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九六几年，村里（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相州镇高直村）有学校，父亲给我和堂弟起好了上学的名字。我俩结伴来到学校，坐在教室等老师，身边没有几个上学的小伙伴。老师进教室，一个个问叫什么。问到堂弟时，他利落响亮地说：“我叫王滨，是三大爷（我的父亲）给起的名。”当老师问到我时，我说我爹也给起了名，但我忘了。堂弟还没有等老师反应过来，窜出教室找我父亲问给我起的啥名，佩服堂弟反应快。他的聪明、机智随时随地都能表现出来，不管啥时候，兄弟姐妹中数他点子最多。

　　我上面有同胞哥哥，下面有同胞弟弟，哥哥和弟弟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让着我，他们不敢不让我，爷爷、嬷嬷、父母都宠爱我，我是老辈心中的宝。堂弟王滨看不惯长辈的偏心。记得他故意把我逗哭，专门让嬷嬷拿着拐棍或鸡毛掸子追着打他，嬷嬷的小脚跑起来很吃力……嬷嬷哪能追上着他？这一幕想起来我就能笑出声。60多年了，哪一次想起来都会笑。小学二年级，王滨就回到了父母身边。他离开老家后，上下学没有了伴儿，心里空空的。他是弟，但他是我的主心骨。

　　童年快乐的时光很快过去了，小学也很快毕业了。那时，我没考上初中。刚开始我以为是我成绩不好没考上，后来才听说入学通知书是村书记给“收藏”了。因我家那时算是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他们嫉妒，说我家是富农，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不能上学。从此，我过上了面朝地背朝天的生活。记得十五岁那年，生产队让下地劳动，挣工分，因年龄小，个子小，干不动重活，小队长就让我拉小车。我给我本家的三哥拉，三哥不但不用我拉，反而让我坐在他的独轮车上，推着我走，我美滋滋的——别的女孩儿没有人推着走。三哥疼爱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有三哥护着我，我特别开心。

　　好景不长，三哥当兵走了，我从此开始厌恶田间地头。

　　我又大了一点，生产队拿我们这帮女孩儿当壮劳力，夏天汗水浇地，冬天手裂口子，脚上冻疮一茬又一茬，那种日子我是咬着牙熬过来的。庆幸的是我识点字，有点空闲时间就看小说，刚开始看小人书，后来就偷着看小说。那个年代的小说有《苦菜花》《迎春花》《火种》《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岩》《无线电波》《保尔》……只要听说谁有小说，就想方设法去借，一看小说全身的疲劳就跑掉了。

　　后来，身边的女伴们一个接一个地嫁人了。那时在我内心深处就有一个信念，我不嫁人，我才十六七岁，我要离开这片土地，离开这个村，离开得远远的。光阴似箭，过去多少年后，现在的我常常回想起过去，小伙伴的身影时常在脑海翻腾。记忆中，有一个人永远留在心里最深处，是他陪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青春时代。他贫农家庭出生，在县城上过高中，我们一起劳动，一起在田间地头谈天说地，有共同的语言，高谈阔论之后，心情好，干活也没有那么累了。

　　18岁，我当兵被分配到福建军区，雷震时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终于离开了“把大好青春葬送”的地方，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来到了内蒙古，在这里扎了根，成了家，从事医护工作，一干就是40年。如今，孩子们都各自成家，过着不用我操心的生活。到了这个年龄的我，时常总是魂牵梦绕地想起“终于离开了的那个地方”，这才是知道了什么叫故乡。文/王芝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