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忽略梁启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从他寄给孩子们的“超大量书信”中，首先能感受到的是他对子女毫不掩饰的关心与爱。

　　他写给居住在各地的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发出，就开始写下一封。信中除了嘘寒问暖以外，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们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

　　所有书信中，梁启超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书信最多，他爱称其为“宝贝思顺”“大宝贝”，称次女梁思庄为“小宝贝”——与之对照，儿子梁思成与梁思永则被戏谑地称为“不甚宝贝”，令人忍俊不禁。

　　1912年，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后，梁启超让女儿梁思顺在日本继续完成学业，自己则归国参与国事。心中感到烦闷时，他常常给思顺写信，表示“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吾得汝书为惟一乐事”，直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充满了拳拳父爱。当听说思顺因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太过用功时，他又赶紧写信，告诫其绝不可因欲速以致病，直呼女儿为其命根。

　　有时候，梁启超也会在信中与思顺开玩笑，有一次他“抱怨”说：“忠忠、庄庄两个天天撒泼，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我被他们磨不过，已经答应了……你们这些孩子们，实在难缠，一个个长大了，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

　　作为长女，梁思顺的身份是多重的，除了父女关系，她与梁启超更互为精神上的知己。梁启超对女儿的关心直接而热烈，相较之下，他对儿子的关爱则更为深沉。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梁启超郑重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医院好好诵读经典之书，于忧患中成长。1928年，梁启超曾写信给思成，为其筹划留学回国后的职业，没想到思成回信竟不提及此事，对老父的操心不回应。由于思成已成年，不好直接去信批评，梁启超又写信给思顺，让身为长姊的思顺“责备、教导他一下”，还颇有几分失落地分析说，“根本就是（思成）来信太少”。

　　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

　　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如有进步，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一方面自己读赏，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

　　比如，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先打定了”，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在此阶段，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强调学术的“薰染陶镕”之功，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星期天必须休息，多游戏、多运动。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他就心满意足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做学问最重优游涵泳，使自得之——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据《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