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话人们挂在嘴边，听得多了，便要仔细琢磨，对号入座。
要说暖水镇上的诸葛亮，非赵存老汉莫属。此公在镇上有些名望，类似乡绅、意见领袖的角色，公私争讼、邻里纠纷，多找他出面来劈断。皮匠有两个，是哥俩。哥哥叫金柳树，弟弟叫毛三。这两人的名字怪怪的，不知是何讲究。如果按哥哥递延，弟弟叫金杨树或者银柳树；如果按弟弟上溯，哥哥应当叫毛二。如果这哥俩是大人物，对于他们名字的考证研究也不失为一个课题。小人物就是这样，他们默默无闻，一如他们平平常常的一生，鲜有人问津。
缺了一个皮匠，两个皮匠便是不好和诸葛亮论短长了。这三缺一的格局，延续了好多年，直到赵存老汉离世，那个皮匠也没凑起来。
臭皮匠倒是不假，做营生归来时，身上总是带了一身臭皮子的味道。不做皮匠营生的时候，倒也清清爽爽，换一身行头，身上还散发些肥皂的香味。
皮匠不同于裁缝。暖水镇上的缝纫社有七八个人，人们拿了布料来做衣裳。也有单干的，在自家蹬缝纫机。皮匠没有作坊，背了些工具走村串户缝皮衣，他们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回到镇上。
请皮匠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要几户人家或一个村子合伙着请来方可。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三张五张皮子是做，三十张、五十张皮子也是做，这一做便是十几天，少了铺排不开。
皮匠来了，要张罗一个做营生的场所。最好在院子外面找一间闲置的空房子，放草料的、放粮食的都行。腾出来收拾一下，吃饭，睡觉，做营生，都是那一间房子。要不然，那沤皮子的味道人们消受不起。
一家一户积攒的羊皮如硬纸板子，一摞一摞地背来，过数，量尺寸，做记号。绵羊皮做皮袄，山羊皮做皮裤，至于要做的款式和尺码不用过细地叮嘱，款式变不出什么花样，尺码无非是大号和小号。
第一道工序是熟皮子。找来些大瓮，半瓮水，添加些软米、玉米、芒硝以及少许的硫酸，把生皮子摁进去，一张下去，再加一张，十来张皮子泡进去，压了石头封了口，便是等待，这和冬储腌咸菜没什么两样。
隔三五天，打开封口，便是一股扑鼻的臭味。那臭，臭得无法言说，无法忍受，比厕所的味更臭，接近于尸臭。
皮匠要把那些带了汤水的皮张一块一块提出来，里外翻折，重新一块一块地泡进去，沤泡得更加均匀一些。
十来天，原先那些硬邦邦的皮张，沤泡成软塌塌一堆，皮层变厚，如同浮肿一般。
第二道工序便是铲皮子了。把皮张一端固定了，另一端用手撑着，拿铲子一点一点铲除附着在皮张上的油脂和赘物。那铲子短把、厚身、弧头，锋利如同剃刀。味道太重，就连多年的皮匠也难以忍受，隔一会就得起身到院子里透口气。
第三道工序是鞣皮子。在一块门板上，把皮张毛朝下铺开，撒一些劣质的粗盐，包起来，反复地鞣，直到那些盐粒完全地融化。
第四道工序是洗皮子。在融了烧碱的水中，一遍一遍地洗，一遍一遍地梳，直到羊毛脱了污垢，变得雪白为止。
湿漉漉的皮张挂在阴凉处，等待着缓慢风干。
该做皮衣了。把那些皮张放在一处，反复地比对皮板、毛色、毛长、毛茬，一一地对应，比画着裁剪这件皮袄。
皮匠的针黹比女人们更加的细致、工整、均匀。皮板上残破的地方要补一块补丁，会剪成桃形，像刻意绣了一个装饰的图案。
皮张的领子大多是羔皮做的，黑色的，或者灰色的。立起来可以护着脖子。讲究的，也有狐皮的领子。
很少见对襟的皮袄。本来是御寒，式样不重要，挡风便成。大襟的衣服已经很少见，偶尔一两个老太太还穿着那样的款式，大襟的皮袄却随处可见。
皮袄不用纽扣，用纽襻。用布条搓成绳，编了圆圆的纽头，套在纽襻上，有些纽襻还要编出万字的花样。
车倌们出门不带行李，白天穿着皮袄，晚上投宿住店，皮袄一裹，既是盖体又是毡，到也省事。
光棍三老汉一件皮袄过冬。到了春三月，换不过夏衣，那件皮袄还不下身。日子长了，皮袄里净是虱子虮子，每天晚上脱了皮袄在灯下捉虱子，捉一个，掐一个，直到两个指甲被鲜血染红，那嘣嘣的响声似乎成了他无所事事生活中的乐趣事。快要入夏了，他把皮袄翻过来晒在院子里，那些深藏在羊毛里的虱子忍受不了太阳的暴晒，一个个钻出来四散逃亡，地上密密麻麻像蚂蚁出窝，三老汉用笤帚扫成一堆，用脚踩上去，他用鲜血养了一个冬天的宠物集体遇难了。
皮匠哥俩奔波多年，日子终究不见起色。虽是一门手艺，却不再传于子弟。相比之下，医生，木匠，铁匠，泥瓦匠，裁衣匠，甚至于平事，都有子承父业，薪火相传，只有那皮匠的手艺失传了。
想想也是，就算是他们想把手艺传给后人，也已经没有可能。羊绒织了羊绒衣衫，羊毛织了毛衣，羊皮做了皮夹克，都是上档次的衣服，同样还是那张羊皮，身价翻了百倍。成了奢侈品，真要在皮革店里挂一件皮袄，还不把人笑掉大牙？
没继承父辈的手艺也好，王家的子弟都出息了。没有父辈的庇佑，倒多了一分奋斗的动力，王家的后代，个个出人头地，有专家，有学者，有机关领导，有大企业家。比起父辈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
至于那句话，怎么琢磨，臭皮匠与诸葛亮也扯不到一起。后来总算弄明白，原来，是“三个臭裨匠，顶个诸葛亮”。说的是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原打算装些柴草，蒙了布上阵借箭，后来有三个副将、也就是裨将出了主意，在船上扎了草人，更加逼真，显然比诸葛孔明的安排更加周到细致，故有此一说。口口相传，“臭裨匠”变成了“臭皮匠”，以讹传讹，让我琢磨了好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