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之东市，是长安城中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的两大中心之一。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毗连，十分繁荣。隋代称都会市，唐改为东市。《长安志》载：“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市内街道两侧不仅有笔行、酒肆、铁行、肉行、麸行、绢行、药行、乐器行、雕版印刷行、金银行等，另有赁驴人、买胡琴者、杂戏、琵琶名手、货锦绣财帛者……《唐代长安词典》载：“市内又有很多专供中外客商寄存和出售货物的邸店和饮食摊点、旗亭酒肆、旅社客馆等。此外，还有不少居民住宅。东市署位于该市中心，次东为平准局。佛教寺院资圣寺在市内西侧，西北街为刑人之处。”

　　昔日大唐东市位于长安城东，西接平康、宣阳二坊，东连道政、常乐二坊，北邻胜业坊和兴庆宫，南和安邑坊、亲仁坊相接（即东接今天的西安交大西侧，南联友谊东路，西临安西街东侧，北挨咸宁西路）。“南北居二坊之地”，曾是一座封闭式的小城，东西南北各长600步。四面各开2门，共8个门，可称唐长安城的城中之城。四条大街在东市城中交叉成“井”字形，把东市划分成九个方形区域。东北隅有放生池，是分浐水渠水自道政坊东面引入城内，灌注于此而成，俗称“海池”，与兴庆宫“龙池”相接。

　　大唐东市所处区域大部分和今日的乐居场重合。由于当时大批商人聚集，车辆必在此停放而设置了停车场，停车场也被称为“落车场”，停下了、歇下了、住下了也叫“落脚”。“车”也念成“驹”（jū），例如中国象棋中的车马炮就念成“驹马炮”。清代，乐居场还称为“落车场”，后按落与乐，驹和居谐音，遂雅化为“乐居场”。奇妙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千年之前就曾居住在紧挨乐居场东边的常乐坊，取常乐坊的“乐”字，白居易的“居”字，正好配成今日“乐居”二字。虽然无稽，但亦有趣。

　　东市靠近三大内，周围多是勋贵官僚的豪宅，例如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安禄山，与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这一对生死冤家都住在西南角的亲仁坊；唐高祖李渊的岳父窦毅、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哥哥杨国忠，以及李林甫、李德裕父子，还有书法家褚遂良、诗人贺知章、柳宗元等的宅第，均在东市附近。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武宗会昌三年，“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总烧尽。”

　　然而，东市商业反而不如西市繁荣，这是因为唐代重农抑商，视商贾为“贱类”，以工商为末利，朝廷严禁百官入市。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就多次颁布禁令，据《唐会要》卷八六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新唐书·太宗纪》载：“禁五品以上过市。”《新唐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六月，德宗又下诏：“禁百官署邸贩鬻。”另外，《朝野佥载》卷四记载：武周时期官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将入三品。一次退朝，在路旁买一新熟蒸饼，于马上而食，结果遭御史弹劾，而未能升迁。武则天特为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可见统治者严格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限制、打击，全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确保赋役征派、地租征收，巩固政权。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官商勾结，官员依仗其手中的权力获得利益。

　　大唐东市众多遗迹的开掘，可以看出，1400多年前唐代东市的布局确实是九宫格局，两纵两横4条主干道，且商户基本是前店后坊，极具特色。这里还发掘出了唐代道路、水沟、木桥、作坊、窖井、渗井、泥池、陶瓮坑、玉器和骨器加工地点等遗迹；出土了唐代砖瓦、陶瓷残片和三彩器、铜器、玻璃器、宝石戒面、开元通宝钱币等文物。尤其是发现了井深均在3米左右的3口水井，2口都用砖砌过且井底平铺有砖。看来，当年东市范围的地下水相当丰沛。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出土的一个唐代遗留的瓷壶的底部写着“×家酒店”四个字，让人真有点穿越的错觉，唐代竟然已有了现代“酒店”之称呼……

　　大唐西市的原址重建项目，走在了前边。如今的西安，如果有西市而无东市，那就“东西”不全，让人深感遗憾啦！

　　（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