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郊区，除了每年的“六一”学校有点例行的庆祝活动之外，印象中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露天电影。

　　学校门口有一片开阔的平地，戳起两根粗粗的竹竿，就成了简易的露天电影场。迎风飘荡的银幕上，苦大仇深的百姓和钢筋铁骨的英雄轮番登场，揪着大辫子发狠的李铁梅，双手紧握爆破筒的王成，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和许云峰……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卖花姑娘》挎着一篮金达莱哀怨地沿街叫卖，《列宁在1918》告诉大家“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总之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着光明的前途，因为进入了社会主义，苦日子眼看就熬到头了。四十年前那段寂寞的岁月里，那些现在看来多少有点幼稚的电影，是孩子大人最大的念想。

　　在露天电影牛气冲天的年代里，放映员无疑是村里最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因为掌握着可靠的最新影讯，所以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追上来围着打探：“贵二，今天演电影吗？”老实巴交的贵二通常总是憨笑着如实相告，但偶尔遇到特别淘气的男孩子，他也会学着调一调皮，告诉他们晚上就演《夜战白桥》。那些孩子以为是一部新拍的战斗片，高兴得奔走相告，早早地跑到场子上占地儿，等到天黑还没有一点动静，后来才慢慢悟出,贵二的弦外之音其实是“夜站白瞧”。

　　说到占地儿，那是民间最讲规则和操守的 “圈地运动”，因为圈出的地盘一旦做上记号，便保证再不会有人染指，这似乎已经成了江湖上的规矩。下午没课的孩子们，两三点钟就来到放映场，拿一堆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土块儿圈出各自的领地，一部分留给家人自用，富余的送人做个顺水人情。我爸妈的学生就经常把余下的好地盘友情赠送给我们，这些无功受禄的黄金位置，是我最早享受的VIP待遇。

　　晚饭时分，大喇叭开始公开发布有关电影放映的官方消息，到天擦黑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倾巢出动，拿着高高低低的木板凳陆续进场。大家坐在先遣部队事先占好的位置上，掏出衣兜里的红薯干、炒熟的黄豆和玉米粒，你一把我一把地互通有无，一面唠着鸡毛蒜皮的家常，一面等着电影开演。我父母本来一向不支持我们在外面吃东西，可后来见别人递给我们这些小零食的时候盛情难却，又不忍心白占人家的便宜，便叫我们也带了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动物饼干去跟小伙伴对换，大家你来我往地沉浸在一团物物交换的和气里，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按惯例，正片放映之前通常要放一两个加片，内容多是讴歌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题材腔调都千篇一律。所以坐在放映机正前方的人，常常无聊地把手里的蒲扇、帽子之类伸到放映机的光柱上，接着便热切地在银幕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截影子，他们在人们厌烦的埋怨里坚强地得意着，仿佛在那一刻，自己就是当场的银幕之星。

　　等孩子们把兜里的玉米、黄豆吃得见了底，电影也就差不多演完了。可是这些坚硬的小东西不仅嚼起来费牙口，消化起来还费肠胃，贪吃的孩子常常因此弄得消化不良。到第二天的课堂上，大大小小的放屁声此起彼伏，有的响如战鼓，有的摇曳生姿，但每一个新款的震撼发布都会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让老师伤透了脑筋。我还记得每一声响屁过后，“近水楼台”的人总会揪起鼻子抱怨着骂几句，而作俑者为了表现自己的清白无辜要拼命装得若无其事，结果反而露出了马脚。当然，这些格调不雅的花絮，应当算是关于露天电影的后话了。

　　流年似水，一晃就是四十多年。现在的电影院，设施越来越豪华舒适，里面放映的影片也越来越制作精良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站在冬夜的北风里，捂着严严实实的棉衣看露天电影时的激情了。那些青涩的年月里，那些有关露天电影的回忆，就像一件闲置多年的大衣，款式虽然过了时，可是拿起来穿在身上，心中依然会涌起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