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字款镶金扣花口盘（如图），高3.9厘米，口径21.6厘米，底径8.7厘米，辽代，赤峰大营子辽赠卫国王驸马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收藏。

　　此盘胎质细腻而色白如粉，瓷化程度甚高，内外施全釉，澄明光洁，口作花瓣形，底为圈足，口足皆镶金边一周，白釉，底有“官”字款识。

　　辽早期纪年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工艺精湛、造型典雅的“官”、“新官”字款瓷器。其中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内蒙古大营子驸马墓出土“官”字款白釉碗两件，“官”字款白釉盘两件。应历八年（公元958年）北京南郊赵德钧墓出土了几片刻有“官”、“新官”字款的白瓷碗底。有人依此判断辽代已有官窑，其实“官”字款的器物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官”、“新官”字款是定窑瓷器的典型标志，晚唐、五代和北宋，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

　　据统计，全国各地出土和国内外收藏的“官”和“新官”款瓷器十分可观。不但多出于宋辽纪年墓葬和塔基中，而且在唐代越窑青瓷烧造和使用的中心——浙江地区成批出土，连埃及古代遗址也有发现。不管南北各地，这类白瓷质地优良、加工精细、造型新颖，其工艺特征大体相仿，可见其出于同一窑系，或是受同一窑系工艺影响而烧成的。

　　晚唐、五代时的早期定窑，在器物造型上模仿当时盛行的金银器，碗、盘、杯等器物胎体较薄，多采用花口，特别是“官”、“新官”款瓷器不但造型优美、胎质洁白细腻、瓷化程度高，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透明性。赤峰驸马墓出土的花瓣口“官”款白瓷碗与花瓣口“官”款白瓷盘，釉呈淡青色，盘的造型与唐、五代定窑窑址出土的花瓣口“新官”款白瓷盘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反而与辽窑白瓷的差距更大一些。

　　据《考古》1973年第4期《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中说：“胎质不及定瓷细薄坚实；釉色不及定瓷明快清晰……在大量的瓷片堆积中，没有拣到带‘官’字款瓷片”，“把采集的瓷片标本和辽驸马墓所出的带‘官’字款瓷相比，带‘官’字款的瓷器更接近与定窑产品而与该窑产品区别较大”。由此可见，辽早期纪年墓葬出土的“官”、“新官”款瓷器是早期定窑的产品或被辽掳掠的定窑工匠在辽地烧制的产品。

　　由于辽早期纪年墓葬中出土了“官”、“新官”款瓷器，20世纪50年代金毓黻先生认为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了底刻有“官”字款的精细白瓷是宋人富弼奉使辽国的行程录中所记“官窑馆”所在的辽官窑烧造的，但之后不久，陈万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定窑所烧造”。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赤峰缸瓦窑只发现了带有“官”字款的窑具，并没有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把带有“官”字款的瓷器作为辽代官窑产品，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富弼行程录中“官窑馆”位置在今喀喇沁旗东北的马鞍山内，距松山区的缸瓦窑尚远。这里目前还没有发现窑址，缸瓦窑是否就是“官窑馆”之“官窑”，还不好下绝对的结论。仅仅凭借在辽墓发现了“官”、“新官”这样款识的瓷器就认定辽存在官窑的说法是不科学的，至于文献中的“官窑馆”还被记做“锅窑馆”，金毓黻在陈襄语录的跋语中已指出“官窑馆”即“锅窑馆”，“官”、“锅”二字音近，由此判断辽存在官窑更是偏颇。

　　据考证，发现“官”、“新官”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官窑，而真正意义的官窑瓷器则未见“官”或“新官”款。有些人认为“官”字刻铭是官署（官家、官府）在民窑订货的标志，但是我们在宫廷用器中很少见到“官”字款瓷器，反而在许多低级官吏和平民墓葬中常有出土。再进一步想，如果官署定瓷刻上“官”字款，那么为何还要刻上“新官”字款呢，难道官府还认为自己有新旧之分。何况我们根据器物所刻的“官”、“新官”字样，很不规范一致，字迹潦草，并不像当时盛行的书法艺术那样秀美刚劲，明显是当时窑工刻划而上，这更不像是官家用器那样讲究。另外我们在发现“官”、“新官”款器物的窑址还发现了“孙”、“徐”、“张二”这些工匠姓氏款识的器物，还发现了“大安七年翟”、“寿昌五年”等款识的器物。这就说明“官”、“新官”和其它款识一样都是工匠对器物做的一种标记，或者是窑场竞争的产物，具有商标名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