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比较全面、科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包括中华思想的意蕴理路、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以及诸种通向致知明理的方法论。

　　“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对“道”的理解可谓简洁明快，切中要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哲学家的新高度。他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

　　作者对每个哲学家的把握都是斟酌再三，力求概括大略，窥其奥秘。比如论孔子以“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过犹不及”“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为题；论王弼以“得意忘言”“本末与体用”“名教与自然”为点；论张载则以“虚空为气”“凡象皆气”“神天德，化天道”“一故神，两故化”为焦点。凡此种种，都能以问题为切入口，提纲挈领，擘肌分理，原原本本，直逼本相，体现了醇正平实的学风与独到的哲学史识见。职是之故，作者探赜辨析的哲学史难题就能水到渠成地展现出来。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关于程颢与程颐，书中申明其共同性：“他们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境界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作者论程颢以“浑然与物同体”“动静皆定”“天人一理”等为题，论程颐则以“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动为天地心”“道则自然生万物”等为题，精准地反映出程颢以发明本心为取向、程颐以居敬穷理为职志，分别开启不同理学路径的哲学史事实。可谓二程各表，同异自现——这是非同寻常的出色的哲学史叙述。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作者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

　　这种努力是明显且有效的。比如，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和哲学史料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得出诸多新见。张岱年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建构了中华智慧的谱系，以“道”、理性精神来统摄，将中华智慧的体认纳入严肃的学理观照与高远的历史观照中，并将对中国特色人文精神的孜孜以求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