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

　　在新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中，作者施展力图用更系统的方式，对“什么是中国”以及“中国未来走向哪里”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

　　刘吉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序中指出，“施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重新理解传统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文明核心的东亚世界的历史，并把这个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彼此之间，以及西域、高原等各个亚区域与中原、草原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彼此之间互为条件，脱离开其中一方，另几方的历史都无法获得完整解释；相互联系在一起，却能够让其中每一方都释放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共生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共生体系的演化史；它在古代最终落实为一个整合了汉满蒙回藏各种要素的多元帝国，中国“多元一体”的结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锻造出来的。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中，施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3000年来所承担着的“枢纽”地位（或角色）：对内，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的体系；对外，是世界海陆秩序之间的枢纽。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一方面，历史“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史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是一门认识世界的科学。另一方面，“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既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发展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引。“既然历史是以过去这个广漠无垠的领域为对象的，它就存在于一切人文科学中……”（乔治·伊格斯），用科学态度鉴往知来，不仅有助于我们通览过往，更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观。施展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黑格尔说的那种‘永无变动的单一’，而是有着生生不息的结构性变化。”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施展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中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即在“实现了自我整合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出现失衡”。

　　世界经济的形成、增长和持续的过程也是世界秩序的形成、增长和持续的过程，即世界经济本身产生着世界秩序。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中，施展首次把现代世界秩序划分为“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三大块。通过对3000年中国历史的回望，施展试图通过“作为‘中国’的世界”，以及“内在于世界的‘中国’”来还原“中国究竟是谁”。施展认为，贯通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逻辑是中国的两大根本特征：一是它作为一个古老且未中断的文明所带来的历史记忆，二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效应。“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他强调，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